本书是记述当代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刘少奇一生经历、活动、思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它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汲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有争议的和疑难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访问、考证和研究，力求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后记
增订版后记

本书是详细记述刘少奇的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编年体著作，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的统一为方针，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又经过大量调查、访问和研究、考证，并注意汲取近年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客观、全面、准确地展示刘少奇的思想发展轨迹和特点，反映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进行决策的具体过程，表现他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

《刘少奇年谱》于一九九。年写出初稿。经反复讨论
、修改，一九九三年底完成送审稿。在送有关领导审核，
并征求专家意见后，又对全书补充了大量材料和作了进一
步加工，一九九五年定稿付排。
本书在李琦指导下编写，他审阅了部分书稿。
编写组成员：
主编 刘崇文 陈绍畴
副主编
马济彬黄峥
分段编写人：
1898年至1928年——马济彬、周志兴、吴美华
1929年至1935年——马济彬、陈君聪
1936年至1939年、1941年——陈绍畴
1940年、1942年至1945年8月——陈绍畴、姚勇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朱元石、张飞虹
1949年10月至1953年——黄 峥
1954年至1958年——周以谟、张文和
1959年至1961年——马云飞、吕小蓟
1962年至1966年4月——马云飞
1966年5月至1969年——黄 峥
全书由刘崇文、陈绍畴负责修改、定稿。
参加本书审读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陈
文斌；军事科学院毕建忠；中共中央党校陈雪薇、范守信
、金春明、盖军；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曹雁行。还有本室
力平和毛泽东研究组、周恩来研究组、朱德研究组、邓小
平研究组、综合研究组、注释组、科研局、档案处的有关
同志。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审读
了书稿。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本室档案处、
图书资料室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月1日致电陈毅、饶漱石、赖传珠[1]并朱瑞、陈光、罗荣桓[2]：“我已安全到达延安，华中、山东各方面情况，从我离开以后，有些什么重要的变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有些什么进步，请简要电告我。”十三日，陈毅、饶漱石向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反“扫荡”、反磨擦斗争、财经工作、群众工作、基层政权建设、军队和党组织建设等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出席晚会的有一千多名干部。毛泽东、朱德莅临讲话。刘少奇在会上报告华中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1月5日、6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3]上发表关于领导问题的演讲，阐述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出：领导者不能以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的艺术，并阐释了什么是领导艺术及党内许多同志在领导工作上的弱点。
1月10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饶漱石电。指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也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
1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在会上建议：“中央关于日常组织性质的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对全党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领导。提出目前敌后城市工作方针应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实行隐蔽撤退政策。提议派刘晓、潘汉年到华中局搞敌区工作。会议决定：刘晓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在不妨碍敌区工作原则下兼做根据地工作；潘汉年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1月27日致电陈毅、饶漱石：对于李长江、杨仲华[1]部伪军“应以离间他们与日寇的关系、瓦解他们为方针。因此我们应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促成他们大举反正，以便给日寇统治苏北的计划以大打击，减少苏北伪军，造成我们坚持苏北抗战比较有利的条件。”
1月2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1]等问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会议还讨论了整风和审干问题，委托康生[2]收集经验，提交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一次。
2月3日致电陈毅、饶漱石，要华中局报告各部队驻地旅长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变动情况、各地民兵组织训练情况、新四军第四师内部团结情况及军事工作是否发生困难。 2月4日出席延安军民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2月13日致电陈毅、张云逸[3]、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4]：“李长江等伪军反正空气不高、又与你们有好的关系，目前亦不要积极主张他们反正。”目前国民党对我们的关系虽较前和缓，但离具体解决问题还很远，对你们的局部进攻仍然可能。因此，“你们一方面应有诚恳的表示及在不吃亏的原则下解决某些问题，另一方面绝不应对他们疏忽警戒”。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目前应集中注意生产问题，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及动员人民生产。要将财政经济的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与发行纸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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