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七位与先祖有关系以及有密切交往的不同身份的外国要人对先祖的评价，把这一段真实史料介绍给读者，使人们从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丰富了对袁世凯的认识。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对那个时代背景、所受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作出了历史的、设身处地的考察和理解。

汤伏祥，出版人，编审。1976年生，出版有《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专著及散文集《因你而美》等。

引子
第一章 袁世凯与甲午之战
厕身军界，崭露头角
机智果敢，可谓能矣
驻朝总理，正名身份
专横跋扈，引来不满
阻朝联俄，操纵外交
培植事大，与朝不睦
发展商务，维护华商
贷款示惠，控制海关
矛盾激发，日本虎视
失策苦撑，仓皇回国
兼办抚辑，难逃失败
第二章 袁世凯与维新运动
众人举荐，重得赏识
万言新政，耳目一新
小站练兵，创新军制
严肃军纪，培植势力
练兵有成，声名鹊起
维新蓝图，真知灼见
戊戌政变，背来骂名
负疚不安，认真行事
巡抚山东，剿灭民团
推行改革，新政初显
第三章 袁世凯与晚清新政
东南互保，庚子获利
直隶总督，势力大增
新政主张，切而易施
整饬吏治，革新痼弊
扩充北洋，强盛军力
警察制度，一手操办
司法改革，首推其功
狱政改良，风气之先
废除科举，兴办教育
注重人才，鼓励留学
发展经济，倡导实业
财政金融，样样作为
振兴农务，极为尽力
铁路交通，一番作为
外交手腕，传李衣钵
主倡立宪，开明政治
多事之秋，下野归乡
第四章 袁世凯与大清落幕
清闲垂钓，关注局势
思想传播，暗中支持
时局危急，重新出山
内阁总理，重掌大权
观望时局，艰难谈判
审时度势，附和共和
优待皇室，大清落幕
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附录1 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附录2 袁世凯的图强思想与改革实践
原版后记
再版后记

《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
》是青年编辑汤伏祥先生写
的关于袁世凯其人其事的第
二本书。这个题目与其第一
本书《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
》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选题。
大处着眼，力图捕捉观察袁
世凯现象的本质。
清王朝最后三十年，从
败落到灭亡，同袁世凯的升
腾并达到其不可企及的顶峰
，恰成一对对称得十分完美
的曲线：清王朝由同光中兴
，一败于甲午，再败于庚子
；一摧折于戊戌维新，再困
于立宪逼迫，最后宣布于事
无补的十九信条；袁世凯则
由布衣从军，而洋务新秀，
而新政中坚，而成就其非袁
莫属。它们的交汇点就是清
皇室发布经过袁世凯改定的
逊位诏书、袁世凯发布共和
为最佳国体的通电。袁世凯
见证了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全
过程，导演了它的寿终正寝
。
然而，清王朝迅速终结
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袁世凯权
术的高超、权力的膨胀，而
是举国上下、朝野内外对清
廷的信任危机，即所谓“气
数尽了”。最具说明意义的
历史现象是，革命军兴，东
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的光
复，几乎是兵不血刃，各省
督抚疆吏，将军提镇，新练
陆军的镇、协统，率皆望风
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亦
鲜有奋起率师“勤王”者，南
北各省士绅更无一人团练自
卫者。其形与势都与六十年
前镇压发捻，形成巨大反差
。清王朝丧失了当年的底气
。朝野内外，都把挽狂澜于
既倒的重任寄托在袁世凯一
人身上。其成功之无望是不
言而喻的。
数月之间，袁世凯不仅
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而
且还堂而皇之地亲自取代了
它。于是乎神话其能量的想
象，与鬼化其行事作为的描
述便相伴而生。坊间小说，
严肃史籍，乃至教科书都不
能免俗。
史籍说，革命党武昌起
义，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任
湖广总督，对付革命军。袁
的盟兄徐世昌从北京来到洹
上，二人密谋，以清廷委以
全国水陆各军指挥编制全权
，拨付巨额军饷，召开国会
，实行责任内阁等为条件，
提出要挟，倘不得满足，则
拒不出山。其实，史实并非
如此。武昌起义第四天，清
廷下诏起复袁世凯，并派阮
忠枢前来洹上劝驾。当晚，
洹上经过激烈辩论，袁世凯
最后决定应诏出山，次日拜
折谢恩。其时，徐世昌是清
朝内阁协理大臣，即副总理
。他没有密来洹上，更没有
二人伙同密谋提出攘夺中央
军政大权的出山条件。袁拜
折出山，确实是提出了条件
的，其内容是，征调北洋续
备兵、预备兵组建一支自己
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非现
役的将弁任统领，请拨军饷
，陆军部、军咨府对其军事
行动不为遥制，等等。袁世
凯作为逐臣起复，出任一方
统帅，兵无一卒，将无一员
，饷无一文，这些条件是自
然合理的。不为遥制亦为时
局所必需，且并无以攘夺中
央军政大权为筹码之意。相
反，就在袁致电内阁通报确
定南下督师启程日期之前，
还特地一连两天两次长电内
阁，建议恢复设立军机处之
类的机构，以加强中央统一
指挥的权力，并无任何觊觎
中央权力之意。至于坐看荫
昌调动指挥不灵而拒绝出山
，要求清军缓攻武昌之说，
则更是无据之臆断。荫昌南
下武汉已在袁拜折出山之后
。缓攻武昌，那是荫昌到达
前线之后主动电告袁世凯的
，袁只是以会办军务同意而
已。
袁世凯出山之后，在公
私场合都一再表示，打一两
场胜仗不难，难在全国消灭
革命力量。因而他清楚明白
，不能以当年对发捻之策对
付革命军，只能弃“剿”为“
抚”，以自己的声望为前提
，临以军事威慑，同革命军
进行和谈，以君主立宪作为
双方共同接受的底线。在他
应诏出山伊始，就在进行这
种试探，就任内阁总理后，
便正式开始南北议和。历史
拐点的这一节史实，应当重
建。
汤伏祥博采诸家之说，
参以自己的解读，通俗地阐
释了袁世凯于晚清三十年间
的各个方面，对于文史爱好
者认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的中国历史，当会裨益良多
。在袁世凯与近代中国的研
究命题下，又一本新的成果
产生，也是可喜可贺的。
骆宝善
2011年1月

本书力图把个人和历史，个人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通过个人的活动、经历，呈现历史的脉络，踏寻历史的足迹；通过历史的脉络，探究个人的活动细节，凸显历史事件。在形式上做到面点结合，在每个小节的前面，写一段大的历史背景，从宏观上感触历史的脉搏，正文则侧重写袁世凯个人的活动。努力做到既是写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又是写晚清的历史。

袁世凯作为近代中国重
要的人物，在探索近代中国
道路上无疑做了一些值得历
史书写的事，这其中有许多
细节随着历史的远去渐渐模
糊，又渐渐清晰起来，历史
就是这般生动有趣。我想说
的，在文中已经做了许多陈
述。只是偶有感慨：谁都逃
脱不了时间的洗礼，许多过
往，终究只是瞬间。但历史
毕竟记录下每个生动的瞬间
，这大概也是我们孜孜以求
的。另外，我也感慨时间过
得真快。从首版到再版，已
经十年过去了。十年间一事
无成，惭愧。
2021年4月1日于福州

汤伏祥博采诸家之说，
参以自己的解读，通俗地阐
释了袁世凯于晚清三十年间
的各个方面，对于文史爱好
者认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的中国历史，当会裨益良多
。在袁世凯与近代中国的研
究命题下，又一本新的成果
产生，也是可喜可贺的。
——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
善
汤伏祥先生撰写的这本
著作，同样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
对被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所受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作出
了历史的、设身处地的考察
和理解，对由此而引发的历
史事件和人物举止作出了合
乎历史的真实叙述和评价。
——袁世凯之孙袁家诚（
袁杰）

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腐朽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面上看似还比较强大，但制度已腐烂，远落后于已经迈入近代化的日本。甲午之战是日本野心的集中爆发。日本明治维新后，势力强大起来，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不断向外扩展，窥视台湾及大清朝贡国琉球、朝鲜。1871年至1874年，日本虽然侵占台湾没有成功，但随后侵占了琉球。接着，又借助事端，挑拨朝鲜独立，想进而侵占朝鲜。其时大清已经丢了琉球，自然不愿再失去朝鲜，遂与日本不断角逐、较量。袁世凯从1882年壬午之变时去朝鲜，到1894年回国，前后在朝鲜十二年。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正是中日关系最为复杂，也是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中日都把朝鲜作为争斗的战场。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极力维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巩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可谓尽心尽力。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一人敌一国；也有人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虽有夸张，但大抵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手腕不免专横、霸道，有些也为朝鲜所不满。而日本侵占朝鲜，进而侵扰中国，尤其是侵占中国台湾的战略已定，所以不断充实军力，鼓动军国情绪，借机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甲午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有人说，是袁世凯引来这场战争，“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虽然这说法并无实据，因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以什么作为导火线而已，但这也至少说明袁世凯与这场战争的爆发有某种关系。
厕身军界，崭露头角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被打开，但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桩偶然的历史事件，天朝之国的心态还牢牢占据统治主流。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猛敲了几下这个“中央之国”，于是乎就有了“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先从培养人才、推行军事近代化和工业化开始，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科学知识等。接着，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实业，诸如轮船、铁路、开矿、电报等，以发展企业，增强财富，提升国力。自强运动，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挣扎，应该为我们现代人所尊重，但此时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强化的时代，它们不会坐视中国自强而不理，纷纷前来破坏，特别是自强运动的中后期。1874年，日本人侵略台湾及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75年，英国试图打开云南大门；1871-1881年间俄国强占新疆伊犁、法国攫取安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气风发的袁世凯无意于科举，投身军界，效命疆场，安内攘外。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袁世凯带着他的家仆王成和乡邻赵国贤前来投奔吴长庆。袁世凯厕身军界，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兴趣所向。袁氏家族本是书香门第，曾祖袁耀东中秀才，实现了科举人仕的真正起步。叔祖袁甲三28岁中举人，29岁连捷进士。祖父袁树三、叔祖风三、重三也都中秀才，成了廪生、贡生。到了袁世凯的父辈，有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袁世凯嗣父）中举人，保中（袁世凯生父）取副贡。袁世凯的父辈们，当然也非常希望袁氏家族的第四代子孙们能继续走科举考试取功名这条正道，于是他们更加重视家学。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私塾学校，供自己的子女们上学。袁世凯、袁世廉等也被从河南项城带到北京学习。因为他们希望袁氏子孙们，能通过科举之路，跻身正道，光宗耀祖，形成大望族。要想博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科举在当时无疑是正道，甚至是唯一的道路。可袁世凯两次科举，均以名落孙山而告终。虽然，对于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科举之路还漫长，两次失败，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问题，许多学人是考了大半辈子都没中。但两次科举的失败，显然打击了袁世凯的信心，使袁世凯对科举有了怯意和无奈之感，自觉无窍于科举。这也是为什么，当他接到吴长庆之信后，就抛下妻儿，远走他乡，前来投奔了。另外，袁世凯对军务也多有热衷，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本分的人。早年跟随嗣父在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淘气顽皮，整日结伙习武斗殴，骑马闲逛于南京各名胜闹市，甚至结伴冶游青楼。一个平日喜欢走马试剑的人，成天困在笔砚之间，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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