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文明的冲突》和《历史的终结》一样，这部精彩的著作在几个世纪的历史背景下解释当今世界，展现了一种远见卓识。海瑟薇和夏皮罗的讲述既有文学创作的才华和理论分析的深度，也有历史研究的一丝不苟。它将改变你记忆20世纪历史和阅读21世纪新闻的方式。”——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反战之战》研究全面深入，行文优雅流畅，探讨了战争非法化的深刻影响。海瑟薇教授和夏皮罗教授通过叙述许多个人（其中有些人并不为大多数历史系学生所知晓）的经历来丰富他们的分析，这些人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没有人能像海瑟薇和夏皮罗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将人和事有机融合，浑然一体。——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作者
真正的创新性作品在政治史上是不常见的。《反战之战》是一部原创著作。书中的大部分主角都是法学教授，而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两位法学教授，这让人感觉温馨愉悦。事实上，这不仅令人温馨愉悦，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反战之战》的观点之一是思想很重要。海瑟薇和夏皮罗进一步认为，思想是由人类产生的，但这一点在思想史上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因为思想通常是以书与书对话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关于个人用思想改变世界的故事。——路易斯·梅南德，《纽约客》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又极具挑战性的书，它提出了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当前世界形势，《反战之战》的出现恰逢其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金融时报》
《反战之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服务，说明法律如何能够有力地影响个体决策者。作为一部法律史，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华盛顿邮报》
这部发人深思、研究全面的著作带给我们的乐趣之一是，它挑战了我们的一贯认知，让我们看到，那些认为他们可以非法化战争的人并不是傻瓜，而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失败的构想在创造战后世界的过程中有着出人意料的影响……两位作者的研究既精致巧妙又细致入微。——《华尔街日报》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斯科特·夏皮罗和乌娜·海瑟薇合著的《反战之战》是一本具有感染力、引人入胜和意义重大的著作。它值得所有认真研究外交事务的学生学习收藏，它有望突破传统智慧，促进健康辩论。——杰·温尼克，《1865年4月》和《1944年4月》作者，外交关系委员会驻会历史学家
本书对国家暴力和战争的相关争论进行了研究性分析……它寓意丰富，在一个好战的时代，尤为如此。它契合学习现代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生的兴趣。——《柯克斯书评》
对于经常被不屑一顾的1928年《非战公约》，海瑟薇和夏皮罗持根本性的修正主义观点，认为该协议标志着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非战公约》激发了人权革命、经济制裁的运用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建立……作者自信且大胆地争辩说，自1945年以来，征服作为“改变边界的公认程序几乎消失了”……海瑟薇和夏皮罗的结论可以被辩论，但不容易被否定。——《出版人周刊》
在这本出现及时、行文优雅、论证有力的著作中，乌娜·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帮助我们理解了那些设想终结战争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当世界处于回归更早时代的风口浪尖时，《反战之战》号召维护全球法律和秩序。——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菲利普·桑兹，《东西街》作者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来解释过去五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图书馆杂志》，重点书评
这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书，使原本可能是国际法理学的神秘问题变得通俗易懂且生动有趣。书中充满了奇闻轶事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其写作建立在对一些历史久远的档案进行非常认真搜寻的基础之上。本书有很多值得欣赏和思考的地方。——《卫报》
这是2018年每个学生都应该读的一本书。——史蒂芬·平克，商业内幕人网站
1928年盛夏的一个炎热下午，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为了消除战争而齐聚巴黎。当天签署的《非战公约》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国家批准。于是，历史上第一次，战争在全世界成为非法行为。但承诺转瞬即逝。
《反战之战》将《非战公约》置于自17世纪至今的漫长历史中，分析阐述了诸多律师、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为我们解答了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反法同盟在处置拿破仑一世的问题上为何犹豫不决，到底面临怎样的法律困境？二战后为纳粹高级官员定罪为何困难重重，法理和情理究竟有何矛盾？人类如何从战争合理的认知阶段走到今天达成反战共识？置身于各国联系更为紧密的时代，我们应如何应对国际社会上的强权者和不合作者，法律会为我们提供怎样的保护？除了法律，我们还能求助于哪些手段？
《反战之战》不仅是一部人类战争思想的演变史，也是一部让我们看清今日世界的实战指南。
乌娜·A. 海瑟薇，耶鲁大学法学院杰拉德·C.（Gerard C.）和伯尼斯·拉特罗布·史密斯（Bernice Latrobe Smith）国际法和政治学教授，全球法律挑战中心主任。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居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斯科特·J. 夏皮罗，耶鲁大学法学院查尔斯·F. 索斯迈德（Charles F. Southmayd）法学和哲学教授，法律与哲学中心主任。伦敦大学学院裘恩法理学客座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居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前 言
1928年8月27日，人群聚集在法国外交部之外，围观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到来。围观者站在任何可供下脚的地方：人行道上、出租车上、卡车上、塞纳河的护栏上。有些人为了看得更真切些，干脆爬上了路灯杆，以致警方不得不动用额外的警力驱赶他们。政要和新闻记者强行穿过人群，向引座员递上黄色的邀请函， 上面印着当天的日期并写着“《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签署仪式（Signature du pactegenerale renonciat ion a la guer re）”。
引座员把客人们领进了宏伟的时钟厅，它位于法国外交部这座巨大建筑物的深处。大厅里，巨大的吊灯悬挂在闪耀着金光的天花板上， 血红色的窗帘将世界隔在了外面。四个彩色的旋涡装饰被固定在雕刻精美的嵌线上，它们代表着“四大洲”。整个大厅的设计似乎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世界法则在这里制定。
实际上， 在几代人的时间内， 世界法则确实是在这里制定的。为了使国际贸易和科学研究顺利进行，1875 年， 国际社会在这个奢华的大厅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体系。2 1920 年，国际联盟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它是为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创设的。仅仅十年前，同样是在这里，战胜国向战败的德国规定了和平条款。
这一天，时钟厅外天气温和宜人，但是厅内却酷热难耐。为拍摄签约仪式而架设的弧形灯散发出炽热的光线，把时钟厅变成了一个烤箱，烘烤着衣冠楚楚的政要们。列队行进仪式下午3 时01 分准时开始。携带中世纪长戟的瑞士警卫带领使者们进入大厅。正当客人起身时， 摄影师用不同语言开始大喊：“ 坐下！坐下！”原来他们挡住了镜头。尽管他们对摄影师的冒失行为感到震惊，但还是听从安排回到了座位上。
现场仪式由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 白里安（AristideBriand） 主持。白里安看上去不像一个政治家。他既不身材高大，也不引人注目；他脸色灰白，长长的胡须垂下来，遮住了大部分脸庞，并且，他常常显得极为严肃古板。然而，白里安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外交官，他不知疲倦地捍卫着法国的国家利益。自从德国战败后，他耗费十年时间，努力周旋，致力于让法国避免再次卷入一场血腥冲突。两年前的1926 年， 他因促成《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 的签订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该公约是一套相互关联的协议，设计初衷是防止欧洲各强国相互发动战争。现在，白里安和他的美国同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一道，要把“洛迦诺精神”传播到全世界。
当白里安起身发言时，摄影师们关掉了明亮的弧形灯，代之以更为柔和的聚光灯照射在他身上。他首先热烈地感谢位于他左边的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右边的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他宣布，今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和“自私且任意的战争”的终结；从这一刻起，世界各国不再将战争视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由于剥夺了战争的“合法性”，该条约将打击“邪恶的根源”。此时，大厅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泪水从凯洛格的脸颊滑落下来。
弧形灯重新亮起。由于光线太强而出现视觉盲区，白里安要求关掉它们，但摄像师没听他的吩咐。白里安转身向施特雷泽曼鞠躬致意，后者起身走向条约文本放置处。施特雷泽曼头上和脖子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他在一张放着羊皮纸文件的小桌前坐下， 拿起一支二十公分左右的金笔。这支笔是勒阿弗尔市（LeHavre）最近赠送给凯洛格的礼物。这支笔装饰着月桂花环，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Si vis pacem，para pacem（ 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要为和平做准备）。”这句话改编自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要为战争做准备”，这句格言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Vegetius）所说。
下一个签字的是凯洛格。由于金笔比较笨重，无法顺利地使用，他恼怒地作了个苦相，然后用力地晃动金笔。在凯洛格之后， 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海曼斯（PaulHymans）和白里安分别代表比利时和法国签署该条约。然后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库申登勋爵（Lord Cushendun）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签署了条约。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澳大利亚、爱尔兰自由邦、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权代表紧随其后签署了条约。
整个仪式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下午3 时57 分，一名瑞士警卫把他的长戟重重地扔在地板上， 摄像机也停止了转动。至此，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
即使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也知道，当天签署的《非战公约》未能终结战争。声势浩大的宣告仪式结束后仅仅三年，日本就侵略了中国；日本侵华之后四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再后四年，德国入侵波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结果是，除了爱尔兰，当年齐聚巴黎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都处于战争之中。随之而来的灾难比之前发生的灾难更具破坏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倍，达到了难以想象的7000 万人，是过去1000 多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冲突。《非战公约》也没有阻止朝鲜战争、阿以冲突、印巴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的分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反恐战争” 或者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
当时，《非战公约》是历史上批准国家最多的条约，有63个国家加入。然而，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大多数历史学家也忽略了它。无论是《企鹅世界史》（The Penguin Hi- story of the World） 还是牛津大学《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甚至都没提过它，尽管二者篇幅都超过了1200 页。当人们提及《非战公约》［在美国被称为《凯洛格- 白里安条约》］时，它通常被视为严肃的国际事务中一个令人尴尬的失误，一个永远不应该被重复的天真实验并遭到否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嘲笑非法化战争的努力“ 像空中楼阁一样充满诱惑力”。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形容它是“幼稚的，十足的幼稚”。在其另一本优秀著作《地狱归来》中，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将《非战公约》描述为“异常空洞”。外交官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判定它是“ 一个笑柄”，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M. 林赛（James M. Lindsay） 称之为“ 国际飞吻”（the internationalequivalent of an air kiss）。
或许比利时电影制片人亨利· 斯托克（Henri Storck）对《非战公约》的控诉最为铿锵有力。1932 年，斯托克利用《非战公约》签署仪式的镜头，将其与1928 年以来的相关新闻场景拼接起来。这些场景有英国无畏舰发射巨大炮弹的片段，德国军官头戴钉盔（那是他们的标志性尖头盔）阅兵，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挑衅性地挥舞着拳头，等等。电影没有故事叙述，但它表达的信息很明确：时钟厅里的庄严仪式是纯粹的政治演出；大国根本无意废弃战争，相反，它们正忙于扩军备战。法国政府对这部讽刺作品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在电影发行之前对其进行了审查。这部影片仅在1959 年上映，当时，为了强调废弃战争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出闹剧，斯托克特意为其配了进行曲。
《非战公约》并没有像1919 年的《凡尔赛条约》和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那样受到谴责，人们常常指责后两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因为没有人真正在意它，所以人们也就不会去责难或者斥责它。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1 7 来赞扬该条约时，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al Drezner）评论说：“ 这可能是我看到的专栏文章中第一次正面提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我这么说并非刻薄——我确实没有见过对该条约的积极评价。”
本书认为，《非战公约》确实应该被正面评价。坦率地说，《非战公约》并没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 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没有终结国家间的战争，但它标志着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并且，它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变革。
注：本文选自《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中文版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