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作者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品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全新校订：力邀众多高水准专家学者，全面校订文字，更正原书讹误，核查、纠正引文错误，文字完善，优于市场其他通行版本。
全新增补：搜集增补作者近代史研究相关文字十余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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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附录二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附录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小引
一 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 尼布楚交涉
四 《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五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六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七 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
引言
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附录五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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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
廷黻的领导下，隐约形成
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
国学院的王国维、陈演恪
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
派：重分析、重综合、重
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
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
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
的《中国近代史》，将史
料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
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
世纪以来，又有基本近代
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
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
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
量。
——何炳棣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
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
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
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
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
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
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
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
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
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
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
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
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
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
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
，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
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
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
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
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
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
庆那样为大国代言。
——马勇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南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人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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