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作者聚焦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深入分析不同政治与文化立场的学者如何从对时代变局的认知出发，阐释、评析、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力图将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的古今连续性与扬弃性呈现出来。
全书分为章太炎的思想遗产、传统的能动性、寻找“新的政治”以及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四个主题——而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则是尝试探索在当代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如何梳理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思考国家治理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王锐，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著有《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与《新旧之辨：章太炎学行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在《史学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自序：“政治能力”从何而来？
第一部分 章太炎的思想遗产
1.历史国情与制度设计
2.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
3.风俗良莠与政治兴衰
4.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第二部分 传统的能动性
1.《地球新义》与廖平的中外形势论
2.钱穆的历史教育论表微
3.钱穆的“政治史学”
4.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变迁论
第三部分 寻找“新的政治”
1.五四前后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
2.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古代民本思想
4.《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启示
第四部分 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
1.儒法传统与中国古代政治
2.“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何以可能？
3.重思清末的地方自治
4.重建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叙事
后记

自序：“政治能力”从何
而来？
在政治行为当中，参与
政治活动的具体的人的能
力之高低，对于是否能产
生好的政治结果十分重要
。固然，在复杂的社会结
构与社会环境里，必须要
建立一套较为固定的、能
满足各种政治基本需求的
、有操作性的、大体能让
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但
是绝不能产生一旦制度确
立，政治活动便可一路顺
遂之念。因为再好的制度
也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
中国古人论政之时非常重
视为政者的品行与见识，
这绝非古代先贤只知“人治”
而不知所谓的“法治”，而是
他们充分意识到在古代的
社会条件下，政治的良莠
与参与政治的人之间具有
紧密的联系，故而反复提
及、不断讨论。对于现代
政治而言，这一方面体现
在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是否
熟悉这套制度的建立宗旨
、基本运作逻辑、自我修
复机制等关键要素；另一
方面则体现在他（或她）
是否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
相关能力，比如知识积累
的广度厚度、对社会现实
的了解程度、基本心理素
质、基本道德品质、分析
与判断能力、组织与沟通
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等。如
果在这些方面有缺陷，那
么相应的制度体系不但不
能有效运作起来，反而会
产生各种各样的弊病，让
政治体系陷于失调甚至停
滞的危险。
抽象地谈“政治能力”过
于玄远，具体的“政治能力”
似可一论。对于近代以降
的中国而言，除去因人而
异的个人禀赋，所谓“政治
能力”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
要素：首先，对于中国与
世界基本状况的认识。毋
庸多言，近代中国的历史
进程与世界形势的变动息
息相关，如何认识中国，
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在此
基础上思考何谓好的政治
，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层面
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将
这套知识具体运用到政治
活动当中。其次，有效解
决复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
能力。近代以降，中国社
会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型
，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现
象与社会问题，甚至这种
出“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这
就十分考验为政之人是否
有能力在此世变之下有效
处理这些状况。一旦恪守
旧章，不知变化，其后果
往往不甚理想。最后，是
否具有与不同群体沟通的
能力。近代世界政治的基
本特征就是“大众”开始进入
政治活动当中，政治制度
必须有效吸纳。同时，只
有获得了具有真正普遍意
义的“人民”的认同，一个政
治体才能奠定十分坚实的
根基。这就要求为政之人
具有较强的与不同阶级、
不同立场的群体有效沟通
，将各类信息、诉求甚至
情绪进行消化、处理、反
馈的能力。
这些“政治能力”的培养
大体而言有两种途径。一
是借由学校教育以及学科
培养，使相关人士掌握特
定时期内被认为重要的政
治知识，然后以这些知识
为基础去进行各种政治实
践。在现代社会，由于是
否“专业化”已经成为评判各
行各业从业者水平高低的
重要标准，在政治领域遂
也出现了对“专业化”的各种
想象。在这一点上，晚清
政治很有代表性。晚清中
国读书人群去日本学习“法
政之学”，这背后凸显的就
是清政府为了施行改革，
把日本的政治与法律制度
作为主要模仿对象。于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
生了大量日本各色法政学
堂毕业之人，他们大多填
充到清末民初的各级政府
之中。清政府也聘请不少
日本教师来到中国，任教
于各类传授专门知识的学
堂。当时不少的制度与法
规也是有样学样，径直把
日本的相关内容给复制过
来。至于这些物什是否适
合中国社会，是否有助于
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基
本问题，这就不是多为年
纪轻轻的法政学堂学子们
所考虑的事情了。因为在
他们眼里，日本属于“文明
国”“先进国”，就像当代中
国的美国想象一样。
另一种培养“政治能力”
的途径就是从实践出发，
在实践中认识中国，认识
世界，把书本知识与实践
相结合，把由实践而认识
到的现象升华为理论，并
且要敢于和广大民众，特
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
国农民接触，善于听取他
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在
此基础上形成从事政治活
动的能力。毛泽东强调“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
希腊”，强调要改造学风，
熟悉中国的历史；主张经
风雨，见世面，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
群众打成一片，不断解决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各
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倡
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
展理论问题大辩论，干部
参加劳动。凡此种种，都
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熟悉
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
国复杂的社会状况，具有
较强的行动能力，能够与
老百姓进行沟通，在立场
与价值观上和他们紧密相
连。
当然，这两种培养与锻
炼“政治能力”的路径并非截
然对立，而是应该相辅相
成。就是既要具有一定的
知识积累，又要善于从实
践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毛泽东本人就多次主张
要在党员干部当中开展一
场“读书比赛”，不但读历史
、读政治，还要读哲学、
读逻辑学。但问题在于，
人们往往把第一种方式视
为金科玉律，把后一种方
式日渐淡化。而且就算是
第一种方式，获取知识的

本书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深入分析近代不同政治与文化立场的学者如何从对时代变局的认知出发，阐释、评析、检讨中国传统学术。力图将中国学术史的古今连续性与扬弃性呈现出来。全书分为章太炎的思想遗产、传统的能动性、寻找“新的政治”以及国家治理的古今脉络等四个主题，而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则是尝试探索在当代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如何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当中的精神遗产。

后记
迄今为止，我对中国社
会的许多基本认识，深受
2006-2013年在华中师范
大学读书期间经历与见闻
的影响。尤其是本科四年
，初入社会，面对来自四
面八方的人，面对各种不
同性质的事，很能增长见
识，启发思考，锻炼心智
。直到最近，每次回到桂
子山，走在依然十分熟悉
的校园里，总能在不同的
地方，勾起特定的回忆。
唯一遗感的是，随着通讯
方式的不断变化（从手机
短信、QQ、校内网，直至
微信），以及我硕士毕业
之后就离开了武汉，不少
当初很熟悉、往来颇密切
的人，如今已找不到最新
的联系方式了。少年子弟
江湖老，悠悠往事随流水
，这大概就是表现形式之
一吧。
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
从讨论的内容来看，基本
源白那时读书思考所特别
留意者，虽然分析那些问
题的方法、角度、立场已
经变化不少。因此，尽管
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如此“严
肃”、如此“公共”，但从个
人角度而言，却基本上属
于追忆性质：追忆每天登
录校内网看天南地北的同
龄人讨论国家大事，追忆
在桂子山周边的书店里淘
书，追忆因各种焦虑而不
断自我加码的读书与思考
。
最后，2017年工作以来
，得到了许多师长与朋友
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虽不
一一具名，但将永远铭记
于心。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虽
然难免天各一方，但是还
要保持联系。此外，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出
版支持，感谢东方出版中
心出版本书，感谢责任编
辑刘鑫老师的悉心编校。
王锐
2021年8月于华东师范
大学

一、历史与制度
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发表于1908年，他的写作背景，一是当时日益高涨的君主立宪思潮，特别是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宣传“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口’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呼吁清廷速开国会的政治运动。此外，在革命党的主流论述里，反清革命成功之后，应实践民权主义，成立民主共和政府。因此，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里时常或明或暗地回应这两股政治思潮。
在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多认为古今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优胜劣汰规律。时人断言：“天择物竞，最宜者存，万物莫不然，而于政体为尤著。”然在《代议然否论》的开头，章太炎首先指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在他看来，近代西方议会中的上议院（或日“贵族院”）成员继承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与地位，议会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先前封建制度的遗产，而非与之断裂，因此，代议制的出现，与西方中古以来的政治与社会情状息息相关。这与佩里·安德森对西欧绝对主义的论述非常相似，即看似替代了封建体制，促进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绝对国家主义，实则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带有很强的封建主义气息。这也正如韦伯所言，自愿以政治事务为旨趣的真正议会制代表，“如果撇开西方所独有的身份群体与各阶级的发展不谈，所有这一切都将不可理解”。反观中国，魏晋以降，具备世袭权力的封建制度日趋消失，后世某些地域虽有世袭的等级差别，但并非主流情形，社会上的平等之风远甚于西方，较之后者，此乃中国历史的优点。因此，比较中西历史，“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议会制度，不但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力，反而会人为地制造许多新的贵族，这明显与中国历史j拘走势相违背。章太炎向来主张政治应“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他论述代议制度是否合理，首要的关注点即从中国历史流变中分析这一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社会，是台肯巴促迓中国政治的发展。
中国有极为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顾炎武云：“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历史故实往往影响后世的政治行为，甚至成为制度与政策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在晚清，随着时代危机的加剧，不少士人在寻求救亡之道的时候，深受肇自日本的新史学思潮影响，开始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典籍原有的内在体系与价值。王国维声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主张国粹主义的邓实更是痛陈：
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诸夏腕腕，神州莽莽，中区鱼烂，道术将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梁启超宣扬的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而新史学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在中国长期“无史”的情形里，从“国家”国民“群治”等近代政治概念出发，改造旧史，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史。㈨这背后所显现的，即中国历史自身的流变已经不足以成为今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在制度建设中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消极因素。能够成为历史借鉴的，只有已经被上升为“公例”的近代西方的历史演进轨迹。章太炎的主要论敌杨度就认为：“人类自初民以至于成立国家，其间经天演而存在，所以逐渐发达，皆有一定之次第，不独中国为然，即世界各文明国之所经过，亦与吾中国有同一之性质，同一之形式。此进化一定之理而无可逃者也。故欲论社会国家，不可不先得其公例。”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