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通过和斯诺工作期间的交流，却让他知道了更多关于红军的故事，深化了他对中国的理解，无形当中也促使他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重走长征路，他没想到，实现这个想法，居然让他等了足足46年。

亲历残酷的战火砥励了他坚韧不拔的勇气，也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报道的犀利文风也渐渐独具一格。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索尔兹伯里作为《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也参加了这次中苏交流的宴会。

但令他奇怪的是，中国领袖毛泽东这样的风云人物居然在苏联的媒体报道中失去了踪影。

以前亲密无间的邻居关系怎么会如此平静呢！

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性，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隐情”。

于是便就当前的情况写了一篇分析评论文章，发到美国的报刊上。

得知此事后，苏联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气愤不已。

很快，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且世界两极分化，冷战格局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他心心念及的长征夙愿自然无法实现。

1972年3月，索尔兹伯里接到朝鲜的邀请前往平壤。

对于朝鲜，他本来不感兴趣，但因为要经过中国，也是个好事，于是他欣然前往。

毕竟，二战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战地记者到过朝鲜，尤其是取道中国，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好在比较顺利，他申请等待了一段时间，渥太华中国领事馆便通知他们，过道的签证通过了。

其实，在1966年，索尔兹伯里曾经去过香港的边境罗湖。那时候香港对面就是深圳，他去过一次，短暂的路途，给他印象很深的就是铁丝网里面严阵以待、表情严肃的解放军战士。身后就是广袤的农村田野、灰砖黛瓦的房子。

这次时隔多年，又来到了熟悉的地方，他激动不已。在笔记本里写道：“马上就要和约翰通过深圳火车站进人中国了。”

那时候，索尔兹伯里最害怕的就是海关检查，担心自己过不了关。

但那次检查，出乎他的意料，当他忐忑不安地把几个包提到检查台上，一名年轻的中国女海关，快速果断地做完了一切，然后微笑着对他说：“海关检查通过了。”

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关人员对人很亲和并且富有魅力，做事毫不拘束，这一度让他怀疑，这难道就是西方媒体上定义的“红色危险禁区”和“乱邦”？

毕竟，在他这次来取道中国之前，他接触的很多西方新闻都千篇一律，说此地“危险”。

但这么好的气氛，一度让他以为产生了错觉。

接着，他很顺利地认识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马毓真。

到达朝鲜后，他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便打道回府，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的反美宣传和饮食让他很不习惯，在朝鲜他也没闲着。给中国外交部的马毓真发了电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非常想访问长征路线的地区、延安和毛主席故居韶山。”

他说自己一直念念不忘长征，在1971年做手术麻醉状态中还挂念这件事。

言辞恳切，但依然不能如愿。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了发展，彼此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逐渐消融，接触的频率开始增加。那时候，索尔兹伯里就下定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