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继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俞邃文集》(2005 年)、《俞邃论集》(2013年)之后，综述最近8年来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等多方面的学术论文集，内容涉及世界历史事件、世界格局、地区热点、美中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外交以及回忆录、演讲、访谈、书评等，共计六个部分。出于补遗的目的，本书收进了2013年之前刊发的《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香港回归十周年感言》《在白俄罗斯科学院的学术演讲》等三篇文章。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笔者注重于跟踪研究和理论探索，力求运用辩证的方法和简练的语言，做出新的论断。以下就本人近年来的理论性概括，列举一些例子，以便读者参阅全书并给予批评指正。

对世界历史事件与社会制度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久经考验、颠扑不破的。被毛泽东称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其基本原理长青，至于个别特定论断可能过时，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和特征，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指导思想。

★苏联模式是在忽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光辉业绩。其形成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状况，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苏联用15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成为足以同美国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苏联模式僵化的弊端日益深重，改革任务尖锐地，迫切地摆在了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的面前。然而他们并没有胜任领导改革的使命，反而葬送了苏联葬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出现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时，首先必须弄清戈尔巴乔夫是怎样搞改革，又如何一步步地将苏共和苏联断送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泛泛谈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其他原因，无助于澄清是非。当然，透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探究苏共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苏联模式弊端的亚重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吸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教训不可缺少的。

★尽管发生了苏联剧变那样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存在着道路选择之争，以及被西方扶持的俄罗斯国内反对派处心积虑要搞垮普京，但是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在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方面，在肯定《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等国际协议方面，并不存在争议。也就是说他们在二战问题上都能保持起码的爱国主义情愫、民族自尊心和历史正义感。

★要恰当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两制关系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就客观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传播，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从而向客观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如今提出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堪称又一大进步。这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猖獗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概念。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经受严重挫折，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语)、“历史终结”(福山语)的幻觉中总想吞没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等大国，遭到空前巨大的冲击，反而不得不求助于社会主义中国，唱出"同舟共济”的高调，从而将两制关系之依存度标榜到了极致。

★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比较而存在的。事实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最终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初级阶段，不可能一步走向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但是，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和长久存在的严重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属性所决定的，遗憾的是，至今依然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衡量当今谁是谁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扭曲现象。

★党的十八大在对外关系方面提出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原则，非常重要，极有创意，其中“包容互鉴”适用于方方面面，也应该包括如何对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诚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不能回避。我不赞成“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偏激说法，但也不能笼统地将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叛逆。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是一回事，它适用于哪些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可以谅解、可以包容，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社会主义因素而取得的成就却不能认同。我们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不要“淡化”，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要“淡化”

★“尊重不同文明”多半停留在学术层面。倡导文明平等、文明互补，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事实上，如今销权主义行径无不伴随着标榜自身的文明优越性。“文明冲突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论，早有流传，且影响甚大。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当今中东和北非地区问题选起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发达大国尤其是美国，并不满足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它们还要谋求以其价值观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