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本书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绝对让我们耳目一新，颠覆我们的认知。

目　录

序 / 1

总 论 / 001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 005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 006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 010

三　东西对打 / 013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 017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 020

六　剿夷派又抬头 / 022

七　剿夷派崩溃 / 025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 031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 032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 035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 039

四　洪秀全失败 / 042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 047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 048

二　步步向前进 / 052

三　前进遇着阻碍 / 054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 059

五　中日初次决战 / 067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 077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 078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 081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 085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 089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 094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 099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 102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 105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 107

二　欧洲人的蚕食 / 109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 112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 117

五　康熙帝的外交 / 122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 124

七　马戛尔尼来华 / 128

八　英国输入鸦片 / 134

九　鸦片战争前后 / 138

十　“抚夷”的难题 / 141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 144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 147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 148

十四　尾 言 / 149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 151

一　引 言 / 152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 155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 166

附录三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 175

一 小 序 / 176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 178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 183

四 南京的机会 / 190

五 热河失守以后 / 195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 200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 206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重要的希望 / 211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 214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 218

十一 论“日本和平” / 224

十二 经过“满洲国” / 229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 236

十四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 239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也只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

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

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

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

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

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

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

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1923年担任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担任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后弃学从政，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病逝于纽约。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