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绿皮火车》收录羌人六近年来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散文海外版》、《天涯》、《雨花》、《文学港》、《广西文学》等国内各级文学刊物发表的新散文作品二十篇。该散文集主题明确，作者以陌生化、诗性的语言、想象抒写出生地“断裂带”乡亲父老的喜怒哀乐、人事变迁，生动再现了羌族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风貌，彰显了不屈的民族信念，地域色彩浓厚，语言风格、思想和表达方式皆有极其独特的一面，辨识度极高，亦是作者近年有意识在“新散文领域”不断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心血之作。

断裂带的山河故人 颜慧
绿皮火车
指纹
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
无根者
山河故人
家门口
总想多长几只手
羊图腾
见一面，少一面
日薄西山
蝴蝶效应
安魂者
你的沙制的绳索
遍地苍茫
露德圣母堂
食鼠之家
城的门
九洲大道
万家灯火
断裂带

断裂带的山河故人
——《绿皮火车》序
颜慧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不真正认识本书
的作者羌人六，既未曾见过他本人，也不曾以任
何方式与他有过联络，只知他本名刘勇，1987年
生于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平武，那里山灵
水秀，是著名风景区九寨、黄龙之门户，据说拥
有大熊猫数量全球最多，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
县”美誉，自古以来就是羌人聚居区，也是多民
族文化交互融合之地。他以辨识度极高的羌人六
作为笔名，可想而知应是羌族后裔：在我有限的
认知中，那是个古老神秘，能歌善舞，工于放牧
建筑刺绣，具有独特文明生态与民族风情的少数
族裔。对羌人六的更多的了解几乎都从这部《绿
皮火车》书稿阅读中得出，幸而，从作品来认识
作家，恰好也是最适当的认知方式。
羌人六对文字有着近乎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极
强的驾驭能力，在他笔下，那些肆意流淌的文字
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意蕴与魅力，产
生出充满个人特色的别样阅读体验。谈到回忆，
他说，“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
，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
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
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
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绿
皮火车》）。对于经历，他认为，“经历，是生
命和生活的另一种指纹，我相信，这样的指纹，
本身就有着寓言的色彩和光芒。”（《指纹》）
。写记忆，“记忆表皮仍在不断被时光侵蚀、氧
化、蒸馏，被流淌的岁月瘦身。岁月隐藏在母亲
的皱纹和头发里，隐藏在梅林中间父亲的坟茔里
，隐藏在那些沉默的废墟、房梁、石墙和瓦砾中
间。”（《遍地苍茫》）。写小时因饥饿而捕食
老鼠肉，则充满象征意味，“我们吃鼠肉的同时
，老鼠的灵魂在我们的胃里面仍然活着，没有死
去。鼠和人原本水火不容，可是，渐渐的，我惊
讶地发现鼠的某些习性，其实在人的身上体现得
更为淋漓尽致，也更为残酷。”（《食鼠之家》
）
正如他在文中写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
的来龙去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断裂
带，是我的来龙去脉，但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深
不见底的痛，一小块月光就能擦亮的痛”（《人
在大地上四处流淌》），就像商州之于贾平凹、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嘉绒藏区之于阿来、北极
村之于迟子建……那个位于川西北群山深处，有
着独特地域与地理特点，“随日升日落、季节和
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
断裂带”，则是羌人六不断描摹和审视的对象，
也是他源源不断创作灵感的来源。他对那里有着
深厚且复杂的情感，他爱并憎恶、怀念并远离，
他用近乎执著的文字反复书写、构建出“断裂带
”这一文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审视故乡，
其实就是审视自己，审视来时的路。写作对他而
言，就是“在纸上种地”，是为了拒绝庸常和随
波逐流，也是为了回忆与反思。
在描写断裂带时，他的文字冷静、克制，断
裂带里的人们是勤劳的，“在断裂带，懒人们的
头，永远没有勤快人抬得高望得远且理直气壮。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也比山外的人们更想多长几只
手，忙碌早已升华为一种骄傲，因此没人愿意自
己无所事事”（《总想多长几只手》）。“在断
裂带，一个人的目光、心灵和泥土厮磨久了，就
看见在这片土地上活过又死去的祖先们，仍在幽
暗的泥壤深处做梦。或许，还能听见他们略带疲
惫的叹息或者呻吟”（《日薄西山》）。更有对
断裂带现状的喟叹与思考，“断裂带古老的生活
方式在崩溃，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崩溃，我以
为可以像田园诗一样原封不动的记忆在崩溃；我
看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断裂带人扔下了他们的农
皮远走他乡，留下年幼的孩子，病恹恹的老人，
憔悴的妇女，荒芜的庄稼，毁坏的人心”（《绿
皮火车》）……
同样，对祖祖辈辈生活在断裂带里的生生不
息的人们，他依然带着一种非常冷静的旁观与复
杂的警醒，以及更多更深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只
是，情感有时依然不容控制地喷薄而出。不仅如
此，他还用文字构造出属于自己的家族谱系，不
忌惮、不回避，直面真实，“以文字来讲述心灵
的秘密，讲述着断裂带那些让我爱恨交织让我念
念不忘的故事和真相”（《无根者》）。
那个曾经沉迷赌博，当儿子鼓起勇气把自己
写的那些诗歌递过去，请他欣赏，却“像烫手似
地一掌推开”说了句“菜籽落了海”的父亲；那
个总抽经济烟，却把好烟散给熟人和帮忙的人的
父亲……他自小怕父亲，也恨父亲，“恨父亲赌
博，恨父亲夜不归家……不计后果的狂赌烂赌让
一个好端端的家败下来”，“父亲不在家，天是
黑的。父亲在家，天就更黑了。”（《食鼠之家
》）
那个冷漠的，偏爱着弟弟，总是帮倒忙，有
个近乎残忍的嗜好，“对我的毛病如数家珍……
好像泼我冷水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又似乎，想
把我的心踩碎”（《你的沙制的绳索》），与婆
婆、儿媳关系都非常僵硬的母亲，他说，“我是
她喉咙里的刺”。
那个总是开着

当羌人六在通过文字讲述、还原那些以记忆与经历构建的过往，在反复抚摸、审视那些回忆的时候，他也在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就这样，如同拼图一样，羌人六的面貌从一篇篇貌似零散、实则内容互相印证互相佐证的散文中，逐渐氤氲显现，他的成长与生活轨迹也随之轮廓清晰起来；就这样，来自断裂带的迷茫与痛苦，撕裂与挣扎，耻辱、荒芜与孤独，以及记忆与信仰、和解与包容、梦想与希望……有了来处，亦有了归途。
——颜慧

绿皮火车
不会游泳的人
想趁水不注意
游到河那边去
　　　　　　——自言自语
一
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生活循环往复，日子循环往复，看似千篇一律，毫无变化。那时，我已经明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嘴，能把个体从混淆的人群里面区分开来。脑袋通过思想，嘴通过语言，而不是凭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母亲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教育我少说话、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说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围墙，随时可能把一个家的败落和耻辱暴露在外，让人一览无余；后来到镇上学校念书，我学到一种更为简洁的书面表述：“祸从口出。”再后来，遇见自我，遇见诗歌，遇见散文，遇见小说，遇见杰克·伦敦，遇见凯鲁亚克，遇见堂吉诃德，遇见海明威，遇见库切，遇见勒克莱齐奥，遇见艾丽斯·门罗，遇见歌德，遇见赫塔·米勒——这个深刻而勇敢的罗马尼亚女人，一针见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如同前几天，多难的四川盆地某个边远地带，一场突发的森林大火意外卷走三十个年轻的生命，这句充满智识和陌生脸孔的话语，也在我的眼睛里久久燃烧。止不住
泪流。
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
已在断裂带的空气中化作齑粉的那些年，虽涉世尚浅，但我已经通过历练，熟练掌握了一套非常顽固且相对靠谱的经验。大人们总是教我，见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断裂带，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礼貌行为，也会得到奖赏。喊人，意味着把形形色色的人区分开来，固定在记忆的岩层之中。家长们的言传身教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模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嘴是一种工具，让我以为，世界上会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在类似的塑造过程中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我不想成为好孩子，否则，不会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浓缩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邻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千真万确，大多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嘴巴甜，会喊人，也喜欢喊人。总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织，都是为了我的小算盘。我总是能够尝到些甜头，几颗水果糖，一袋奶油饼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个免费的笑脸，或者诸如“这孩子嘴巴甜”“这孩子真懂事”之类的表扬。只是，这些行为，和母亲口口声声的“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似乎有些矛盾。没有分清说话和喧闹本身的区别，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断裂带的这句老话，和人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放牛人，教会我一种别样的称呼。他指点迷津似的告诉我，看见村里某某的时候，喊他几声“嫖客”，准会有糖吃。跟说话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样，他口中的某某，也是个放牛人，一个村的，同外公一个字辈。“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一篇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毫无疑问，那时候，我的头脑就是一张捕蝇纸。我想的是，记住了“嫖客”，就不愁没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经之地，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到某某。大老远，“脑袋不知长哪儿去了”的我扯着嗓子一连串“嫖客”脱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脸，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给我糖吃，而是头也不回骂骂咧咧丝线般走远了。他真的走远了。据说，这个善良又爱面子的放牛老汉，因此怄气，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汉，人家走远了；我吃“坐墩肉”，是因为对放牛老汉使用了有毒的语言。我走远了。
除了请我吃“坐墩肉”，父亲还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我觉得父亲的问题有些奇怪，并且，明显不是出于礼貌的提醒、关心，而是质疑。于是我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还在不在。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前，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后。有时，是经由母亲之口说出。母亲说出和父亲一样的话，我一点不感到惊讶，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们两个紧紧抱成一团，站在弥散着油烟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盏只有十多瓦的灯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接吻。我想，父亲跟母亲接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也传染给了母亲。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