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三皇五帝故事发生地，也是华夏民族远古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作者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山东沂蒙山区蒙阴县腹地的颛臾风国和昆仑之丘的历史进行论证。本书分为：沂蒙山区是华夏民族记忆中的“桑梓之地”、颛臾风国是《山海经》记载的“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君子之国天文观象台“天吴”、“君子之国”是龙凤圣地、风姓祖国、“君子之国”是虞代诸帝“封君之地”五个章节。这些研究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评估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序言一

序言二

前言

第一章沂蒙山区是华夏民族记忆中的“桑梓之地”

第一节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起源于东方大汶口文化

一、大汶口文化考古发现证实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

二、中华文明前夜大汶口文化于其他文化

三、大汶口文化陶文刻符是中国象形文字的源头

四、继大汶口文化之后，龙山文化成为华夏文明主体

五、华夏文明与华夏民族源自于东方

第二节沂蒙山区“桑梓之地”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

一、“鲁中南古岛”是华夏先民的“东方伊甸园”

二、沂蒙山区腹地孕育了大汶口文化

三、蒙山、汶水之名蕴含文明的起源

四、蒙阴桑、梓河流域是大汶口人的“桑梓之地”

第三节桑梓之地“颛臾风国”是大汶口人的祖国

一、颛臾风国在华夏民族历具有特殊地位

二、颛臾风国在蒙阴“桑梓之地”

三、颛臾风国是大汶口人的祖国

第二章颛臾风国是《山海经》记载的“君子之国”

节《山海经》《天问》世界观源于颛臾风国

一、《山海经》《天问》作者同祖、内容趋同

二、《山海经》始源于“大禹治水，伯益记物”

三、《山海经》地域范围在大汶口文化区内

四、华夏民族世界观形成于汤谷、蒙谷之间“桑梓之地”

第二节蒙阴叟虎寨山是《大荒经》天枢之“吴”（虞）

一、蒙阴叟虎寨山是天枢北辰所化“老叟”

二、蒙阴叟虎寨山是《大荒经》天枢之“吴”（虞）

三、蒙阴叟虎寨山既是“天枢”又是地中之“吴岳”

四、蒙阴叟虎寨山是虞舜命伯益“朕虞”的中心坐标

第三节颛臾风国是《山海经》中的“君子之国”

一、《山海经》中的“君子之国”在东蒙地区

二、“天吴”和“虹虹”是君子之国两大地理地标

三、颛臾风国具有“君子之国”的人文地理特征

四、颛臾风国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之国”

五、“颛顼”“颛臾”字义与蒙阴、君子有关

第三章“昆仑之丘”是君子之国天文观象台“天吴”

节“昆仑之丘”是大汶口人历象日月星辰的神山

一、千古之谜“昆仑之丘”

二、“昆仑之丘”是大汶口先民崇拜的神山

三、“昆仑之丘”是君子之国“天文观象台”

四、颛臾风国是太皞和虞代五帝“历象日月星辰”之处

五、卑小的“叟虎寨山”是初的会稽山、泰山

第二节人面虎身的“昆仑之丘”是君子国之神“天吴”

一、“昆仑之丘”在“君子之国”

二、人面虎身的昆仑之神“陆吾”即君子国之神“天吴”

三、“天吴”经“陆吾”“昆吾”演化为“昆仑”

四、昆仑之丘在“中邦之居”（君子之国）西北

五、“陆吾”所司“帝之囿”即伯益“主虞”之地

六、“河出昆仑”之“河”是大汶口人柴祭的柴汶河

七、昆仑之丘“弱水之渊”是指“若水”之“虞渊”

八、“建木”是扶木和若木之间、昆仑之上的“表木”

九、“西王母”是蒙山西麓“五女山”之女、诸帝之母

十、昆仑、瑶池之玉是玄丹之山似珠似玉的“琅玕”

第三节秦嬴、楚人、巴人和苗民是华夏历史神话的传播者

一、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证明秦赢起源和西迁经过

二、陕甘地区伏羲与五帝传说源于东方秦赢故里

三、秦赢西迁将东方地名随迁至秦地

四、巴人和三苗的祖先是伏羲太皞和颛顼

……

五、“瞽叟”得名于“叟崮”，虞舜诞生于“桃墟”

六、颛臾风国是鲧、禹、启的祖国

七、虞代五帝和夏禹均归葬于颛臾风国“桑梓之地”

结语：凤出东方，翱四海，见则天下大安宁

一、“华夏”之名始源于凤凰“东方君子之国”

二、“中国”之名始源于昆仑之丘东南“中邦之居”

三、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神话中心

附录一：《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附录二：《重修颛臾庙碑记》二则

后记（一）

后记（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龙与凤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文化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中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因为中华文明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东方君子之国”及其天文观象台“昆仑之丘”，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凤之后裔，龙的传人。

在先秦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盘古开天地之后为三皇、五帝，伏羲太皞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首，三皇五帝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也是传说中的众神。典籍中记载，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黄帝生于“寿丘”，黄帝之孙颛顼生于“若水”，“昆仑之丘”是众神所居之地。显然，“雷泽”“寿丘”“若水”“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地理坐标。典籍记载，华胥、伏羲、女娲都是风姓，“风”与“风”在古文中相通，由此可见，凤凰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以凤凰为图腾的凤族是华夏民族的源头所在。

《说文解字》：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于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开明北有风皇、鸾乌皆戴瞂。

“君子之国”始见于《山海经》中，《大荒东经》记载“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论证“君子之国”的真实含义和地望所在，也从来没有学者将“君子之国”与《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之丘”联系在一行考证。笔者发现，凤凰是“东方君子之国”和“昆仑之丘”的共同特征，“君子之国”是古代华的“封君之地”，而“昆仑之丘”则是古代华夏诸神所居之地。《山海经》中的诸神就是历史典籍中的诸帝，“君子之国”和“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起源地。

关于华夏族的起源问题，历来有东、西两说。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运用现代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与载互相验证的“二重证据法”并主张华夏族起源于东方。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自上古以来之都皆在东方……虞夏商皆居东土。”后来，杨向奎先生在《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中也说：“古代兖州一带河济流域实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吕思勉先生认为，缘起，必在震方（东方），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下游，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和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踪迹仍在东方，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王献唐先生说：“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证伏羲，知伏羲为蒙古族。……羲皇为东方之人，……此以历代名号知其为东方民族也。”

学者们的上述判断越来越得到考古新材料的验证，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言中说，“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的谎账”，城子崖的发掘收获“给我们一个的暗示，构成中国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要紧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时的齐鲁国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发现并命名了大汶口文化，高广仁、栾丰实在《大汶口文化》一书中说：“目前已经有条件把大汶口的材料与先秦文献中的有关传说相结合来复原上古历史，……复原出有血有肉的历史活剧来。”

除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二重证据之外，郑文光先生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说，天文学方面的材料“对于探索中国上古史，这是不无益处……

第五章主要论述黄帝等五帝同属“虞代”，君子之国是虞代诸帝封君之地。黄帝生于鲁东北之“寿丘”，是指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然后不死”的“凡山”，也就是羽人所居、不死之乡“丹丘”；黄帝以“姬水”成，就是指蒙，“姬”字源于蒙阴盆地中发现的“鸟脚类恐龙足迹化石”。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之子颛顼诞生于“若水”，“若水”是指蒙阴“桑泉水”，“颛顼之虚”即“昆仑之虚”，即《国语》所言“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帝尧诞生于“丹陵”也即“丹丘”，虞舜诞生于“姚墟”即“天吴”（天虞）之下的“桃墟”，夏禹诞生地、娶妻生子之处同样也在颛臾风国。《山海经》记载的“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好让不争”，讲的就是虞代禅让制度和礼让风俗。

结语部分主要论述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华夏文明之源，也是华夏神话中心。“华夏”之名源于君子之国，“中国”之名源于昆仑之丘东南的“中邦之居”也即君子之国。中国又称“神州赤县”，就是因为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诸帝、众神所居之地，故称“神州”，又因昆仑之丘有“赤埴坟”（丹丘）和昆仑之“县圃”，故称“赤县”。君子之国、昆仑之丘是华夏民族三皇五帝故事发生地，也是华夏民族远古神话传说的发源地。

本书上述观点的得出，是基于6000多年前的史前大洪水背景和鲁中南山区的地理优势；基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受早期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成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在华夏文化萌芽时期于其他文化并扩散到“四海”之外的历史史实；基于《山海经》《史记》中巴人、苗人、秦赢、楚人和太史公都是太皞、黄帝、颛顼后裔的记载；基于沂蒙山区腹地颛臾风国及其境内的叟虎寨山、青龙山、玄丘洞穴和汶水（桑泉水）等历史遗存。

世界各民族均把本民族的祖地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中记载的“东方伊甸园”，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古籍中记载的“东方君子国”。华夏文明历经沧海桑田，生生不息。探索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源，终目的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无论世界怎样千变万化，经济大潮如何汹涌，如果源头不遭破坏不被污染，就能为后代留下。

有一天，这股清流会返璞归真，成为主流。

本书研究著作历时5年有余，在武方婷、孙宁谦、武彦霖、武子涵、顾金、贺凤梅、赵佳、陈文婷、刘遥等人的协助下，历经20余稿的补充、修改、完善，从文献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地质学和神话学、民俗学等诸多方行了多维度、、系统化的论证。拙作成书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员宫长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社长、历史学博士鞠方安先生，新华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历史学博士贾允河先生和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李宜春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原蒙阴县刘宗元，原蒙山管委会刘桂民，当地政府和笔者所在单、同事，以及徐大义、贺宗仪、苗振林等同学和张成海、孙卫东、顾向东、张明、魏中华、张文杰、赵学升、陈华成、秦培昌等亲友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郑重声明：本文中笔者的发现和研究结论皆创。由于作者研究历史文底和写作有限，又力求做到多学科、搜集证据、论证问题，在引用文献、学者论述中难免有理解偏差和断章取义之嫌，本书观点、思路也未必是确当之论，权当抛砖引玉，为学者深入研究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起源提供线索和参考，为传承华夏民族优秀文化尽绵薄之力。

本书如有谬误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