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补的一堂文化课。

孔子与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国文明之根，是中国人之魂，与国人血脉相连。

著名学者马勇先生积40年之功，从大历史的视角，给3000年中国儒学的发展做了鸟瞰式的描述，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宏观框架：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各个时代的儒学大师的主要成就与观点、儒家流派的基本情况、儒学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与互补；剖析儒学是如何影响政治格局与制度的，又是如何影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  

马勇先生又从微观角度出发，勾勒出了3000年中国儒学的枝枝叶叶：精心整理154个儒学人物的小传、4幅儒学流派师承关系图、3000年儒学大事记等，见微知著，用讲故事、列图表的方式，帮助读者走进3000年儒学的血肉中，感受中华文化的跳动脉搏。

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天然就有儒学的基因，读懂中国，必先读懂中国儒学；一部中国史，就在3000年儒学史里。

本书是历史学者马勇积40年之功的力作，填补大众普及版“儒学史”的空白。

本书从大历史视角俯瞰3000年儒学，让你真正读懂中国政治，读懂中国文化，读懂中国人。

郭齐勇、刘传铭、张曙光、干春松 诚意推荐!  

四大超值附加内容：154个儒学人物的小传、4幅儒学流派师承关系图、3000年儒学大事年表、26幅珍藏彩色《孔子圣迹图》。读懂儒学，这一本就够了！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鸟瞰三千年中国儒学（代序） 

第一章  儒家学说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儒的起源
 

儒的演变
 

儒阶层的形成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周公 

第二章  孔子与早期儒学
 

对殷商制度的扬弃
 

孔子的学术情怀与早期儒学的形成
 

孔子与儒家经典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孔子 

第三章  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化
 

孔门弟子的分化
 

儒学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儒家八派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子夏/孟子/荀子/邹衍 

第四章  秦朝：儒学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政治统一与学术统一
 

儒法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差异
 

文化浩劫：焚书坑儒 

第五章
 汉代：儒学的黄金岁月
 

黄老学与儒学同享意识形态宝座
 

学术与政治：今古文之争
 

经学的沉沦与儒家精神的复归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叔孙通/陆贾/辕固生/董仲舒/扬雄/刘歆/
   

郑兴/桓谭/王充/贾逵/张衡/马融/郑众/
   

卢植/赵岐/郑玄/服虔/何休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重振运动
 

儒学的玄学化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
 

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王肃/刘劭/何晏/阮籍/傅玄/杜预/嵇康/王弼/向秀/欧阳建/裴/郭象/戴逵/范宁/范缜/徐遵明 

第七章  隋唐：儒学再度官学化
 

政治统一与三教合一
 

儒学的统一和地位的提升
 

儒学的困境与更新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颜之推/王通/刘知幾/啖助/赵匡/陆淳/韩愈/李翱/柳宗元 

第八章  宋辽夏金元：儒学的转型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
 

辽夏金元时期的儒学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孙复/胡瑗/石介/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
   

程颐/谢良佐/游酢/杨时/李侗/胡宏/朱熹/
   

张栻/薛季宣/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陈亮/
   

叶適/赵复/许衡/刘因/吴澄/许谦/郑玉 

第九章  明代：理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理学的官学化与式微
 

王阳明：心学之集大成者
 

儒家精神的重建：补儒与超儒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陈献章/
   

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阳明/黄绾/王艮/
   

聂豹/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王畿/何心隐/
   

李贽/顾宪成/高攀龙/徐光启/刘宗周/黄道周 

第十章  清代：儒学的繁荣与危机
 

乾嘉汉学的前驱
 

乾嘉学术系统
 

乾嘉汉学的分化与儒学传统的重建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陈确/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
   

李颙/胡渭/颜元/阎若璩/李塨/惠栋/全祖望/
   

庄存与/王鸣盛/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章学诚/
   

汪中/王念孙/孔广森/江藩/焦循/阮元/
   

王引之/刘逢禄/宋翔凤/林则徐/龚自珍/魏源/
   

冯桂芬/曾国藩/俞樾/王先谦/孙诒让/廖平/
   

康有为/章太炎 

第十一章  现当代：儒学思想新进程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文化复古与民族新文化建设
 

儒学褪掉主角光环
 

儒学走向复兴之路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严复/辜鸿铭/熊十力/钱玄同/张君劢/胡适/
   

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贺麟/季羡林 

第十二章  港台：新儒家的阵地
 

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基本认识
 

唐君毅：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论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
 

牟宗三：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
 

附录·儒学人物小传
   

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 

儒学大事年表 

儒学人物关系图 

跋

鸟瞰三千年中国儒学

据说，巴黎和会在讨论山东问题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有一个精彩发言。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顾维钧的发言与巴黎和会的得失，而是觉得顾维钧的精譬之语道出了孔子、儒家对中国及世界的意义。作为圣人，孔子与耶稣地位相埒；作为圣地，山东与耶路撒冷同等重要。这个判断，也最简洁地说出了这部《中国儒学三千年》的写作旨趣。孔子、儒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生命相关联，是中国文明的根，其意义、表征，就像耶稣、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灵深处那样，是一体的，而不是外在的依附关系。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起源，都远在孔子之前。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但“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儒家经典经过孔子之手，后世儒生一般不会提出疑问，足见后世对孔子所谓的“顶礼膜拜…‘马首是瞻”，也反映了孔子、儒学、经典对我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   

据研究，儒的发生大约在殷周之际。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代，官学解体，学术重心下移，渐渐转移至民间。儒的前身大约是负责礼仪典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然而在殷商王朝灭亡后，很多殷商遗民也因周朝统治者的安排，离开故都，迁往宋国等地，集中居住，便于管理。贵族的文化传统养成绝非一朝一夕，而彻底丧失更非易事。于是，这批殷商遗民在宋国一定程度上反而自得其乐，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尤其是在殷商那几百年来形成的制度、典制、礼仪、习俗。

反观周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一批起自乡野的文盲，在漫长的“先周时期”，周人的祖先也在创造、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因而当周人取代殷人统治时，他们并不是只顾着庆贺、狂欢，而是有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强大的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堪一击，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王朝的覆辙？

思索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根据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的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法社会体系由此建立了起来。其要点有：立子以嫡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稳妥地制定了一个政治权力传承、经济财富继承的基本规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会规则，诸如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直至以个人为同心圆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等。这些制度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国社会的无序、混乱的面貌，而且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新兴的周王朝统治者确实有大格局，有长远的考量，特别是周文王姬昌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为周王朝网罗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协助幼主周成王执政，既让周王朝平稳度过了建立之初的困难时期，更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誉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其实都应该从制度层面给予解读。

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主要凭借的还是那些迁徙至宋国的殷商遗民，这些遗民拥有渊博的知识。而周朝统治者的礼遇，让他们有了一个传承文明的机会，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

据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人就是迁徙于宋国的殷商贵族，拥有较高程度的知识、教养，精通殷商的礼乐制度。

经过周朝八百年发展，政治架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周王朝政治
架构上的双层体制，既有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联邦要素，又有以各诸侯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诸侯国的政治制度绝无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相互激励。周天子有自己的经济来源，除了象征意义，用以维持“天下共主”身分而令各诸侯国按礼制进贡方物外，周天子实无力向诸侯国摊派更多的费用，但周天子、周王朝是正义的化身，率有道伐无道，占据道德至高点。因而各诸侯国不论国力强弱，在很多时候仍愿意与周天子一起，“同仇敌忾”。所谓“
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周天子确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双层政治架构既维持了一个大的共同体以应对新的挑战，又使各诸侯国因时因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孔子后来动辄赞美周制，梦见周公，是因他确实看到了周制的价值与意义。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而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遂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物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从而对周初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创立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它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发生在孔子的早年与中年，而是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形成的复杂过程，也与孔子本人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密切相关。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看来，孔子虽然在年轻时即己确立远大的抱负，但他在人生的进程中也因挫折而产生过迷惘和困惑，至于圣人境界的确立，只是他晚年生命的感悟，而儒家学派的创立也正是他晚年的事。

从孔子的家庭背景看，他的祖先相传也是殷商贵族，作为殷商遗民于周初迁往宋地。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与变迁之后，当孔子生于鲁国时，他的家族久已没落已没有了贵族的气派，但因为遗传因素，孔子的身上多少还能体现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他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得以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代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即帮人料理丧葬事宜。《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所谓“鄙事”，似即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即以襄礼为职业的业儒。

艰辛的生活无疑促使孔子早熟，大概在十五岁，他就立志苦学，有志于以个人的奋斗改变“小人儒”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和向高人如老子等人不断请教，孔子在三十岁之前已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方面的知识。因此，他敢自信地宣称自己“三十而立”。只是从职业与生活实际状况说，孔子只是立于“礼”，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实际生活状况未有大的改善，故而我们相信《孟子·万章下》记载的情况：“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己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也就是说，孔子在三十岁之前虽已确立了人生信念，但其生活之资似乎仍然来源于那些比较低贱的职业，即为人委吏、为人乘田。

孔子在三十岁时生活虽尚无太大改变，但由于他已确定了人生信念，故而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就有了不同于往昔的知识基础。当时，由于官学颓废，私学兴起，个人聚徒讲学已成相当风气。据说孔子在当时也已开始招收学生，以学生的那点“束惰”作为生活之资。当然，招收弟子、聚徒讲学绝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他在讲学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介入政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邱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有意介入齐国政治，也一度深得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此时齐国的执政者为晏婴，晏婴对儒者素无好感。他在景公身边挑拨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但不拘于法度，高傲自大且自以为是，因而也无法让他们亲民行政。这些儒者崇尚那些繁文缛节，丧礼铺张，葬礼尽厚。如此不可以成为值得推广的习俗。至于这些儒者不事生产，只会游说乞贷。让他们去治理国家，那还不是越治越穷。”晏婴强调，自从那些能臣贤相相继去世，周室既衰，礼乐残缺，盛世不再。现在孔子乘虚而起，盛容饰，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礼乐制度，其心或不太坏，但功效不可能有用，太复杂了，太烦琐了，“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晏婴明白地告诉景公，“君欲用之以易齐俗”，恐怕并不是个好办法，那些底层老百姓整天为基本温饱而忙碌，哪有闲情逸致去理会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晏婴说得很可信，于是景公开始疏远孔子，孔子不得不去齐而返鲁。

齐国之行的后果对孔子来说当然不利，但此过程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之所以敢说“四十而不惑”，主要基于他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所介入的这次政治冲突。因为从已有资料看，孔子在此时期的政治经历只有这么一次可以言说。

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孔子的政治作为依然不大。他在退居鲁国这几年里，鲁国政治极不清明，内部斗争不已，“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正是在这种混浊局面中，孔子深感在政治上无所能为，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致力于讲学以及思想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