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问学”丛书之一种。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荣新江先生的学术随笔集，由3部分18篇文章组成。第一部分为治学与方法，收录7篇文章，主要从历史研究的技法层面授人以渔。第二部分为跟着大家读书，收录6篇文章，本部分内容承前而来，旨在进一步阐明学术研究应当立于本学科一流大师之上。第三部分为把握新材料与学界动态，收录5篇文章，以点带面地勾勒中古史、敦煌学等学科动态。先生从自身治学的角度现身说法，生动诠释了一名一流学者的治学之路，对于后学亦有极强的指导作用。本书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问学求索之路
谈谈治史学的方法
欧洲学院的缩影——莱顿大学汉学院
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
学术精品的追求——莱顿的博睿书店和它的出版物
莱顿的旧书——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一瞥
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
学术贵在创新，学术要守规范
跟着大家读书
不负国宝，襄进学术——陈寅恪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也谈陈寅恪的“语文学”
困学苦读记——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与《傅斯年遗札》
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
饶宗颐教授与丝绸之路研究
姜伯勤先生对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把握新材料与学界动态
柏林通讯录——与徐文堪先生有关中亚研究的论学书札
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
罗布泊——中国西部探险的热点话题
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
长安学与敦煌学

浙江古籍出版社王旭
斌社长约我给他们社策划
的“问学”丛书提供一部书
稿，盛情难却，随口就答
应下来。“问学”是个很好
的题目，因为我们做“学
问”的人，都是从“问学”
开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问学”历史。
我的“问学”经历既辛
苦，又幸运。“文革”结束
之后的1977年恢复高考
，1978年我正好高中毕
业，非常幸运地考入北京
大学历史系，跟从各位名
师学习中国史、敦煌学、
中外关系史等。但因为中
小学底子太差，所以读起
来颇为辛苦。改革开放以
后，1984年我又走出国
门，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年
中，幸运地来到荷兰莱顿
大学，跟从著名汉学家许
理和教授治学，并以荷兰
为基地，走访了英、法、
德(当时分东西德)、丹麦
、瑞典等国的图书馆、博
物馆，搜集资料，拜访学
人，收获极多。但中学时
没有学过外语，是免试才
人大学，所以需要艰苦努
力，才能与外国学者对话
。这些“问学”经历，我曾
经在几次讲演中有所述及
，包括治学的门径和方法
；也曾以“海外书话”的形
式，把荷兰的见闻记录下
来。这些讲稿和记述，构
成本书的第一部分——问
学求索之路。
一个人在“问学”过程
中，除了有机会亲聆一些
大学者的謦欬之外，更多
的情况是通过读书来向大
学者“问学”。去岁我曾编
辑一册《从学与追念》的
小书，把亲身向一些前辈
问学经历的记录汇集起来
，这中间包括邓广铭、周
一良、季羡林、饶宗颐、
宿白、王尧、冯其庸等先
生。在本书中，则选取若
干我阅读一些前辈学者的
著作而求学的文字，包括
陈寅恪、郑天挺、季羡林
、饶宗颐、姜伯勤等先生
。虽然文章撰写时各自有
各自的主题方向，并不能
全面展示这些大学者宽广
的学术领域，但辑在一起
，正可以构成本书的第二
部分——跟着大家来读书
。
学人“问学”的一个门
径，就是到处去“问学”，
到处去找材料。我所研究
的主要方向在敦煌、吐鲁
番文书和中外关系史、西
域史，这些方面传统史籍
记载不详，需要我们时常
到当地考察，并走访东西
洋各国，去搜集散在四方
的资料。这方面有文书，
亦有碑刻；有文物，也有
图像，还有东西方学者所
撰写的大量学术论著，都
在收罗范围当中。这里收
录的几篇文章，正是想表
现笔者在“问学”过程中，
为上述目的在几个方面穷
追不舍的情况，这构成本
书的第三部分——把握新
材料与学界动态。
本书所收，多为随笔
类文章，与去年凤凰出版
社所刊拙著《三升斋随笔
》类似，故以“三升斋续
笔”为名。此书之成，全
赖王旭斌社长的提议鼓动
，在此感谢。
荣新江
2021年3月5日

本书是的随笔集。第一部分学求索之路，内容包括治学的门径和方法；荷兰的见闻记录等；第二部分跟着大家来读书，内容是选取若干作者阅读一些前辈学者的著作而求学的文字，包括陈寅恪、郑天挺、季羡林、饶宗颐、姜伯勤等先生。虽然文章撰写时各自有各自的主题方向，并不能全面展示这些大学者宽广的学术领域。第三部分把握新材料与学界动态，作者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方面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各国搜集资料后的研究。

谈谈治史学的方法
我在开始做历史研究时，并没有认真仔细地思考过什么是史学方法，因为我是北大历史系78级本科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是“文革”后历史系第一个中国史专业的班，教我们的都是一流的好教师，所以我们都是一直跟着老师慢慢地做出来，受那一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较多。从上学时，我就得到过一些很好的教益，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他强调治史学有四把钥匙：目录、职官、年代、地理。要是把这四个方面都熟悉了，做史学研究就可以触类旁通。我后来留校任教，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门课，本来是我和自己的研究生在周末的一个讨论，叫做“周末杂谈”。一个星期聊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怎么使用工具书；外文杂志的查阅应该从哪里人手，哪些是西方一流的刊物；研究某一问题时，到哪里去找相关的研究文献，某一研究课题的行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怎样追踪新的考古资料，怎样找寻古老的图片资料等等。可能这些东西是比较琐碎的，但是最后的实际效用却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治史学的方法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有一些处理古籍、考古材料或者找寻这些材料的一些基本的、特殊的做法。
我觉得有两点应该强调：一是学术贵在创新，一是学术要守规范。这个大道理谁都明白，但是要做起来，特别是史学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用邓广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没有神童”。要想有创新是要通过相当长的训练和积累，史学的训练不像搞科学的那样需要有天才和创新能力的人，是一般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艰苦的积累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也就是说搞史学创新的前提是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这个积累的时间可能是十分漫长的，对于学史学的研究生，我们有的老先生是不提倡早发表论文的。从史学来讲，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达到创新的境地。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下面就我做学问期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在史学创新过程中摸索的方法，来同大家交流讨论。
我们做敦煌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他提到的“新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新材料，一个是新问题。我在敦煌学里做了二十年的工作，接触的海内海外学者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追求新资料，因为敦煌的资料是陆陆续续发表的，大概一直到20世纪的末期，由于一些中国的出版社的努力，才基本上把敦煌文献95％以上用很好的图版出版了。由于获得新资料越发困难，所以敦煌学者就愈加追求新资料，给他一篇文书就写一篇文章，看起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大，实际上我觉得水分也非常多。仔细斟酌就可以看出，有些选题不是很好，有一些过于琐碎，放着很多重要的问题不做，而去考究一个非常小的方面，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在敦煌学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考虑新的问题。敦煌学实际是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分支，当然它的面比较广，除了历史之外，还有宗教、艺术等方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它杂、广，因此容易从中选题去研究，但是实际上，在敦煌学里可以产生新的课题的方面，搞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也不甚清楚和明了。比如说均田制，已经有五本相关的书出版，但还是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再研究也研究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比如，东西方学术界现在有很多的论文和论著对“印刷术”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印刷史层面的研究，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如最近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印刷术的会议。我认为把印刷术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印刷术放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的层面来研究印刷术，而不是研究印刷术本身的技术层面，是很有前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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