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问学丛书之一种。是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进宝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共收录20篇文章，分别从先生治敦煌学之路、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国内外敦煌学人等方面展开。主要篇目有何为敦煌学、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华尔纳敦煌考察团与哈佛燕京学社、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真伪等。

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
“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
千古之谜谁解说?——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讨论综述
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
华尔纳敦煌考察团与哈佛燕京学社
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
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
孙儒倜先生谈敦煌与敦煌学
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
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真伪
当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真实画卷
一位学者的成长与一个时代的学术
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年访谈录
《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后记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我们这代人的学问》前言
后记

本书所收基本上都是通俗的普及文章，绝大部分都在《敦煌研究》《文史知识》《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虽然进行了一些增删和修改，但由于本书所收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期间作者的有些看法也会有改变，所以可能前后还有不一致处。

本书能够出版，非常
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王旭
斌社长的厚爱和信任。
2020年8月18日，在赴敦
煌开会途中，与王旭斌社
长相遇并相识，期间谈到
了敦煌学及相关的出版。
9月15日，王社长与陈小
林副总编来寒舍聊天，其
中就谈到了出版“问学”丛
书的设想。随后，王社长
多次邀我担任“问学”丛书
的主编。但由于自己事务
繁杂，能力有限，一直没
有答应，提出能否再请一
位学者负责。11月30日
在杭州参加“浙江古籍出
版社‘十四五’规划专家座
谈会”，议题之一就有“问
学丛书编纂方案讨论”。
会上提出由傅杰老师与我
一起担任丛书主编，这一
提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同
意和认可，这样我只能勉
为其难地接受了。
会议期间，我申报的
书名是《从陇上到吴越—
—我的学术之路》，想将
《我们这代人的学问》之
外有关的学术随笔整合在
一起。但在编辑过程中，
感觉目前不论是学术界，
还是普通民众，都对敦煌
和敦煌学比较关注，社会
各界对有关敦煌学的通俗
类读物有较多的需求，而
我近年关注的重点还是敦
煌学，所以就改变设想，
将敦煌学之外的内容全部
删除，将书名更改为《敦
煌学记》。
本书所收基本上都是
通俗的普及文章，绝大部
分都在《敦煌研究》《文
史知识》《光明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
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过。
收入本书时虽然进行了一
些增删和修改，但由于本
书所收文章发表的时间跨
度比较长，期间我的有些
看法也会有改变，所以可
能前后还有不一致处。浙
江古籍出版社编校团队认
真负责，避免了我的一些
错误，特此表示感谢。
刘进宝
2021年6月28日

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
“敦煌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讲演中提出的，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他们各自分别提出“敦煌学”的背景相同，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也仅仅是敦煌文献。
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提出“敦煌学”后，学者们所研究的只是敦煌文献，后又扩展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但并没有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进行过多关注。
一、关于敦煌学概念的探讨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误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1982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和敦煌的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成立，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象、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廓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央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内涵进行综合探讨和提炼的表述。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敦煌热中，姜亮夫先生又连续发表文章，对5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深人和细化。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随后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观点，指出： “敦煌学的中心主题，自然是经卷与造型艺术，然而……与敦煌有关系的文物，也应归入敦煌学。我粗略地想一下，至小限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少的从属品……原则地说，敦煌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宝库，所以这些属于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存在的文物，点点滴滴也是与敦煌学有血肉关系的。”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的书面发言：“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即如从各种画像中的题衔，不也可以考见唐末五代瓜沙地区统治者的制度，及其与四隅的关系么?我曾就此等题衔，考定曹议金世家的家庭组成，及其与当时西域诸外族的关系，成《曹氏世谱》，能说这些题记不是历史学的资料吗?由此可以说，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比起孔壁的古文，汲冢的竹书，丰富不仅于千百倍，重要也不仅于千百倍。要是再能配上西陲汉简、高昌文物，其作用更要大得多(将来敦煌学的研究，必定少不了这些资料，因而私意以为应尽量纳入高昌乃至全部新疆、青海资料，此是后话)。”
姜亮夫先生关于敦煌学概念、范围和内涵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这可能是姜先生对敦煌学定义的范围实在太宽了的原因，这样也容易混淆敦煌学与西北史地学、吐鲁番学、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等学科的界限。
另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周一良先生提出的。周一良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在纪念《文史知识》创刊5周年时，周一良先生又作文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周一良《何谓“敦煌学”》，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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