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商鞅变法改革和《商君书》思想的综合性研究。作者指出，商鞅是战国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国两次变法，力主“耕战”，“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崛起，为后来的“秦皇扫六合”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鞅是“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其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而现传《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撰写的著作，可视为商鞅学派的思想总集。商鞅学派虽不必为秦朝速亡直接负责，但他们专制、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政策和对精神文明、伦理道德的忽视，亦是秦亡的原因之一。该书结合变法史实与典籍思想，不仅细致勾勒出商鞅学派的思想内容，深刻指出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同时彻底反思了商鞅学派与秦二世而亡的关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李存山（1951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并《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并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出版著作《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前言
第一章 入秦之前
第一节 童年时期的战国形势
第二节 继承李悝、吴起之余教
第三节 公叔痤临终荐贤
第二章 变法前夕
第一节 秦孝公颁布求贤令
第二节 商鞅三试秦孝公
第三节 改革与守旧的御前辩论
第三章 第一次变法
第一节 徙木赏金取信于民
第二节 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贯彻新法的斗争和成效
第四章 第二次变法
第一节 迁都咸阳奠基帝业
第二节 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秦人富强收复河西
第五章 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第一节 赵良的警告
第二节 商鞅车裂而死
第三节 秦法未败
第六章 商鞅与《商君书》
第一节 《商君书》的历史流传
第二节 《商君书》的作者
第三节 《商君书》各篇的写作时间
第七章 商鞅学派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不言鬼神和天道
第二节 历史进化论
第三节 自然人性论
第八章 商鞅学派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君主集权与民本主义
第二节 尚力与任法
第三节 厚赏重刑与重刑轻赏
第九章 商鞅学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农为强国之本
第二节 兴农的政治措施
第三节 兴农的经济措施
第十章 商鞅学派的军事思想
第一节 兵为强国之要
第二节 用兵必先立本
第三节 谋略与战法
第十一章 商鞅学派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单一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 《商君书》所列各种“国害”
第三节 商鞅学派与“焚书坑儒”
第十二章 制度与文化——代结束语
第一节 商鞅学派的历史功过
第二节 儒法的冲突与合流
第三节 对现代人的几点启示
附录《商君书》与汉代尊儒——兼论商鞅及其学派与儒学的冲突

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
热”中，学术界的几位著名
学者与广西教育出版社合作
组织出版了一套“中华历史
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当时
分配我撰写“改革家系列”的
《商鞅评传》。我对此并无
准备，而且我对法家思想基
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不过，
我倒是愿意就此清理一下我
思想中对儒法关系的认识。
我初识“商鞅”这个名字
，是在“文革”的“批林批孔”
或“评法批儒”时期，那时我
曾参加过一次这方面的“学
习班”，后来仍留下印象的
是“商鞅车裂而死”等等。在
我参加1977年高考而进入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以
前的那段经历就都作为蹉跎
岁月的“陈迹”而任其遗忘了
。但是学习哲学史，特别是
考上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
生后，商鞅、韩非等法家人
物的思想作为哲学史上的一
个思想环节而要有所认识，
当然这远非学习的重点。大
约在1987年，我偶读了商
务印书馆新出版的马基雅维
里著《君主论》，这本书的
思想使我很容易联想到中国
的韩非子，于是就写了一篇
《马基雅维里与韩非子》。
《君主论》在中国曾被译为
《霸论》，它的思想与法家
思想相通，应是学术界很早
就有的认识。马基雅维里宣
扬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
与“狮子”，这与韩非子的“
法、术、势”结合的思想相
比，可谓小巫见大巫。马基
雅维里思想的一大特点是使
政治学脱离了道德，在这一
点上韩非子当然也有过之而
无不及。两人所不同的是，
马基雅维里生活在15-16世
纪的欧洲，而韩非子则生活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由
此而带来对两人悬殊不同的
评价：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
西方近代使政治学挣脱中世
纪神学的束缚而与道德彻底
分家的奠基者，而韩非子则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建立君主
集权制度并将其与君主的权
谋、权术相结合的集大成者
。这实际上正反映了中西历
史发展不同的特殊性：西方
历史从古希腊罗马进人中世
纪是以基督教的统治为其特
征，而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
时期的分裂战乱实现国家的
统一是以君主集权为其制度
的保障。与此相连带的是：
西方文化的近代转型首先是
表现为挣脱基督教统治的束
缚，而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则需要逐渐从君主集权制度
中解放出来。如果因为马基
雅维里与韩非子都主张君主
集权，也都主张政治与道德
分家，就认为中国文化在两
千多年之前就已进入了近代
，那就太无视中西历史发展
的特殊性了。
我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
开始了对商鞅、《商君书》
和商鞅学派思想的研究。商
鞅的生卒年（约公元前390-
前338年）比韩非子的生卒
年（约公元前280-前233年
）早一百余年，这一百余年
正是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
而秦国崛起到战国末期的强
秦以其“虎狼之师”而即将完
成统一“帝业”的过程。汉代
的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
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这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
客观评价。关于法家人物的
著作，《汉书·艺文志》以
李悝所作“《李子》三十二
篇”为首，其后便是“《商君
》二十九篇”。李悝的著作
早已失传，从传世的史书记
载看，他曾在任魏文侯相期
间推行新政，主要是“作尽
地力之教”，实行平衡粮价
的“平籴”法，并著有《法经
》（也早佚），他确实可作
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先驱
。而商鞅则是继承了李悝、
吴起之“遗教”，在《法经》
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
把“重农”与“强兵”密切结合
起来，在秦国实行了两次变
法，乃致“秦人富强”，商鞅
实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真
正开创者。韩非子说“秦行
商君法而富强”，“此臣之所
师也”（《韩非子·和氏》）
，但他批评商鞅“虽十饰其
法，人臣反用其资……主无
术于上之患也”（《韩非子·
定法》），又说“势重者，
人主之爪牙也”（《韩非子·
人主》），“势者，胜众之
资也”（《韩非子·八经》）
，他之所以被称为法家思想
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在商
鞅重法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君
主的权术和权势的思想。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
史上的大事件，本书的第一
章至第五章已对商鞅两次变
法的内容和成效，及其前后
背景和“商君虽死，秦法未
败”的结局，作了较详细的
论述。第六章说明《商君书
》在战国中后期已普遍流传
，对秦国政治影响深远，《
商君书》中传世的二十六篇
有商鞅所自撰和疑为自撰的
，也有商鞅后学所作的，《
商君书》可视为以商鞅为首
的商鞅学派思想的总集。第
七章至第十二章则分别对商
鞅学派的哲学思想、政治思
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和
文化思想展开论述，并最终
从“制度与文化”的角度评价
商鞅学派的历史功过，讨论
儒法的冲突与合流，以及对
现代人的几点启示。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是
严格按照“中华历史文化名
人评传”丛书的要求，对传
主的历史事实不作“子虚乌
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
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
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
的叙述”，“虽然各位传主卓
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
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
们身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
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
无糟粕”，因此对他们的评
价

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的君主集权制、郡县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编户、刑律、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在秦灭亡以后仍被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开帝业”，而且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本书在论述商鞅变法的“为田开阡陌封疆”时，尚不了解史学界根据出土新史料讨论秦汉土地制度的情况，故有些论述失于简单化，不尽符合秦汉土地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入秦之前
第一节 童年时期的战国形势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庶孽公子”，也就是非嫡系的、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卫国的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周为姬姓，因此商鞅本姓姬。按照当时往往以国或地位、身份为姓氏的习惯，商鞅原称为卫鞅或公孙鞅。因其后来在秦国变法有功，受封于商邑，“号称商君”，所以后人称其为商鞅。
商鞅的生年无从确考，他于公元前361年由魏人秦，如果以其当时三十岁左右计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此时，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已经八十多年了（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战国时期始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由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期，形势有很大变化。春秋时期的特点是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公、晋文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相继称霸（“春秋五霸”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经过长达295年的战乱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许多诸侯国已在连年征战中被兼灭，鲁、卫、宋、郑、陈、蔡等沦为任强国摆布和宰割的小国；周王室衰微至极，除在洛阳占有一小块地盘外，徒剩下“天子”的虚名；公元前453年，魏、韩、赵“三家分晋”，从此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的局面形成。“春秋五霸”大多打着“宗周王”的旗号，而“战国七雄”则已根本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春秋五霸”以蚕食、兼并周围的小国，“合诸侯”，充当盟主为目标，而“战国七雄”则以兼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取“周天子”而代之为目标。《史记·秦本纪》概括战国时期的形势为“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这里说的“诸侯”是指“战国七雄”而言，因为其他诸侯小国都已失去了与“七雄”抗争的能力。“战国”一词最先出于《战国策》，《秦策四》载：“山东战国有六”，《赵策三》载：“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可见“战国”本指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战争强国。这种用法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还没有变化，如《史记·平准书》说：“天下争于战国”，即天下争于七个强国。直至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才有了“战国之时”（《战国策·叙》）的提法，从此“战国”始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
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牛耕铁犁得以推广，灌溉方法和施肥技术也有很大改进。这样不仅使原有农田的产量提高，而且为大量开垦新的农田提供了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生产关系也加速发展。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干亩”（《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自厉王者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礼记·王制》篇说：“古者公田籍而不税。”“籍”与“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周厉王、周宣王间“籍田礼废”，这是西周井田制度在王畿内已告瓦解的标志。春秋时期，“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诗经·齐风·甫田》描写当时齐国的“甫田”（公田）上“维莠骄骄”“维莠桀桀”，即长满了野草，这说明井田制的没落在各诸侯国已普遍发生，并且非常严重。与此同时，在井田外开垦的私田逐渐增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日益兴起，利用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阶级也随之出现。各诸侯国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在对外战争中取胜，不得不相继采取按亩征税的方式，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44年郑国“作封洫”等等，这说明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得到上层建筑的认可，取得合法的地位。战国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阶级已经逐步强大起来，各诸侯国之间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兼并战争推动着社会改革的进程。各诸侯国相继变法，即以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变法则强，不变法则弱；变法变得彻底则强，变法变得不彻底则弱。这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势力消长的一条历史规律。尽管我国史学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说春秋时期是新旧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那么战国时期就是过渡即将完成或新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
与社会的变革相伴随，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笼罩在其头上的“天神”观念也黯然失色，“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迅速传播。由孑L子揭橥的仁学思想把道德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神”和“周礼”移人人的内心，用一种人文精神重建道德的基础。以“气”“阴阳”为核心的自然观逐渐剥去“天神”的神圣光辉，人们开始用理性的客观态度认识自然与社会，从而思想得到解放，在社会的战乱、变革中冷静观察，深入思索，敢作敢为。
商鞅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出生地——卫国，在春秋时期就已沦为小国；在“战国七雄”的形势下，它除了被大国侵犯、掠夺外，就是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