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义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

前言
一 时间与劳动
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
在中世纪：教会的时间与商人的时间
14世纪“危机”中的劳动的时间：从中世纪时间向现代时间的过渡
关于9世纪到12世纪基督教社会中的三等级社会、君权意识形态和经济复苏
中世纪西欧的合法职业与非法职业
中世纪早期（5-10世纪）价值体系中的劳动、技术与工匠
中世纪早期（5-6世纪）文献中的农民与乡村世界

二 劳动与价值体系
15世纪帕多瓦的大学花费
中世纪忏悔师手册所谈到的职业
中世纪大学对自身有怎样的意识？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和公权力

三 学者文化与民众文化
墨洛温王朝文明中的教士文化与民俗传统
中世纪教会文化与民俗文化：巴黎的圣马塞尔和龙
中世纪西欧与印度洋：一方梦想天地
中世纪西方的文化与集体心理中的梦
母性的和开辟世业的梅露西娜

四 迈向历史人类学
历史学家与日常的人
臣属关系的象征仪式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西方人精神结构中这一决定性转变是在12世纪开始的。正是阿贝拉尔通过一种既定形式将以外部惩罚赎罪为中心转向内心的忏悔，通过对动机的分析向人开启了现代心理学的领域。但却是13世纪赋予这一运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时，那些托钵僧教团在非洲和亚洲发现了传教空间——商人已经在同样的地方找到拓宽自己活动的天地——和向人类意识开拓的前线。对中世纪早期的悔罪规条，这些外倾性的以惩罚的代价为基础的教士修行方法，他们代之以忏悔师手册，这些内倾性的传道工具，倾向寻求罪孽与救赎的内心格局，它们本身是定位于具体职业与社会情境中的。对于他们来说，魔鬼较少以七宗大罪的样子出现，而更多采用不计其数的冒犯上帝的形式，分别是由职业和群体的环境促成（的。随着他们的到来，对于商人来说不再有脱身之计：灵魂得救的时间与生意的时间会合于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统一之中。
　　我们没有能力从细节上审视在这一情势下辗转而来的希腊思想的贡献如何影响到研究时间问题的一种新手段的形成。阿拉伯语抄本对希腊思想起到关键的传递作用。
　　舍尼神甫出色地揭示出从12世纪始在柏拉图主义和已经出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外，希腊神学如何随着大马士革的约翰带给西方神学一次重大的震荡。
　　我们提醒一点，传统上人们将古希腊的时间概念与基督教的时间概念对立起来。引用O.卡尔曼的话，“因为希腊人不是将时间设想为一条直线，上苍行动的领域无法从整体上成为历史，而只是个人的命运。历史不服从于一个‘终点’。为了满足自己觉悟与解脱的需要，只能求助于一种神秘主义，时间在其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神秘主义借助于一些空间概念得到表述”42。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代还有尼采（让我们举这位现代的受希腊影响的思想家为例）重新发现了循环的时间、永恒的回归的这重古希腊意义——或者说是赫拉克里特的时间，或者甚至于柏拉图的时间，即“纯粹运动性的时间”。让我们只记取亚里士多德对于时间的著名定义：“时间是运动之数”，这句话被圣托马斯借用，但有些人认为是用作不同意义上，因为“从潜能走到行动必然没有任何时间性的东西”。这一对立在我们看来应该已经减弱了。无疑，如同艾蒂安·吉尔森明白指出的，“在上帝之外且没有上帝而持续着的亚里：士多德的永恒世界里，基督教哲学引入了本质与存在的区别”。就像我们不确定伯格森有理由指责亚里士多德将运动“物化”，不确定笛卡尔嘲笑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定义，因为他们只是根据对后期的经院哲学进行丑化的一些东西来做出判断的，我们也不确定圣托马斯不忠实于亚里士多德，在运动中看到“某种存在方式”……

       集于本书的这些文章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统一性，也许这只是一种回顾来路时的幻象。
　　这种统一性首先来自于二十多年前我所选择作为思考与考察领域的这个时代，那时候我尚未清楚地意识到促使我这样做的动机。如今，我会说中世纪吸引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一些职业上的考虑。我那时决意成为职业的历史学者。不容置疑，多数科学实践都是由职业人士们进行的，是专家们的事情。历史学科并不那么具有排他性。虽然，我认为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具有很大争议的，在我们的时代传媒将用形象或文字书写历史的可能性交到了几乎任何人的手中，在此我不去探讨历史创作（production）的质量问题。我并不要求属于学术界的历史学家的那种垄断权。业余历史研究者和通俗作家们自有他们的吸引力和用处；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当今人们对参与集体记忆的需要。我希望历史在变得更加学术化的同时，仍旧能够保持为一门艺术。它滋养人们的记忆，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
　　历史学是用文献和思想，用原始资料与想象力构成的。然而，我曾认为古代史专家（当然，我搞错了——至少夸大了）注定要始终进行令人泄气的两难选择：要么他局限于史料不足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微薄材料继续下去，并因此陷入纯粹书卷工作的残缺引诱，要么投入贸然重构历史的魅惑。近代史学曾经（再一次，我对此的看法是夸大的，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出于相反的原因让我忧虑。要么历史学家被史料的重负压垮，史料使他屈从于一种统计学与数目字的历史，这种历史同样是简化的（因为虽然计算史料中可计算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必须用所有那些超出数字掌握的并且往往属于本质性的东西来书写历史）；要么历史学家就放弃整体的视角。后者是片面的历史；前者是留有空白的历史。在古代与近代这两者之间的中世纪，人文学者们曾把它看作一个平庸的间断期而非一种过渡期和通道，他们将之看作伟大历史的幕间休息时间，看作时间波浪的低回处，我在那个时候觉得中世纪这个时期是进行必要的联合研究的最佳领域，将书卷的精深研究（学术意义的历史学岂非正是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中叶之间的时期才产生的吗？）与某种想象结合起来，这种想象所依据的基础为想象的飞跃提供了合理性，却又不斩断它的翅膀。那时，对我而言（并且始终如此）历史学家的典范不正是米什莱吗？他是具有想象力的人，就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他是能起死回生的人，但人们忘记了，他还是以档案为依据的人，这些档案复活的并非是一些幽灵或幻影，而是一些被埋葬在史料中的真实的生命，就如同被凝结在大教堂建筑中的那些真正的思想，这位作为历史学家的米什莱，虽然他在事后觉得只有在写完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才能透过气来，但对于过去的时代而言，他最亲近的还是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