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杨兆龙为中心，通过叙述杨兆龙和吴经熊、盛振为、王造时等师友们的关系，向人们展示了那一代法律人的生活和工作，使人们可从中了解中国法治的艰辛和症结，更清楚地看到贯穿近代法治历史的一根主线是人治和法治的博弈。特别是董必武、陈修良、徐盼秋等共产党人坚守法治的事迹，使我们感受到不管什么时候党内始终有正义的声音和对人民呼声的响应，法律人应该继承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忘初止，为人民服务。

郝铁川，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成就体现在法史学、宪法学、法理学等，出版有《秩序与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报告》、《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论法治——中国依法治国的难点、重点和特点》等著作。

引言·杨兆龙一生的心路历程
第一章 释放“政治犯”
第二章 呼吁土改立法
第三章 杨兆龙与思想改造运动、司法改革运动和院系调整
第四章 杨兆龙与1955年“肃反”
第五章 最快乐的时光：1956年
第六章 在1957年上半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
第七章 反右派斗争中对杨兆龙的揭发与批判
第八章 经历人生至暗时刻
第九章 艰难的改正
第十章 杨兆龙的学术思想
第十一章 杨兆龙和他的妻子沙溯因
第十二章 杨兆龙和他的儿女们
第十三章 杨兆龙和他的师友们
第十四章 杨兆龙晚年悲剧的原因
杨兆龙年谱
后记

铁川是在法学界崭露头
角之后，又来法学所读我
的博士后的。在站期问，
我给他布置了不少必读书
目和作业，我们之间交流
很频繁，相知较深。我那
时就知道他在收集杨兆龙
的材料，准备写一本《杨
兆龙评传》。十几年过去
了，他终于完成了此书的
写作，送来让我作序。念
及我们几十年的师生情谊
，我觉得不能推却。
中华法系的解体与现代
化。与中国近代出国留学
然后回国的法学家群体密
切相关，这个群体是中国
法治现代化的主力军，杨
兆龙是这个群体中最具代
表性的一个。写好他的传
记，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
近现代的法治进程，无论
是对法制史还是对法律思
想史的研究，都是不可或
缺的内容。而且，学术界
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
弱的，除了出版了几本沈
家本传记之外，其他职业
法学家传记很少看到。法
学家传记在学术史上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法
治事件史的局限是缺乏思
想史的铺垫，法律思想史
的局限是缺乏人物社会活
动与思想变化关系的描述
。而传记则往往能够把传
主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思想
的展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提倡人们要多
写法学家传记。
我阅读了铁川写的这本
《杨兆龙评传》，感到很
有特点。第一，铁川注意
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解释杨
兆龙的言行活动。比如，
作为国民党政府体制内的
人，杨兆龙原来很想用自
己的理想和知识对当时的
司法制度进行改良，是不
会轻易地投向共产党的。
之所以最后连杨兆龙这样
体制内的人都要抛弃国民
党，大的背景是国民党军
队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被
打败，整个国民党阵营都
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都
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这
是辽沈战役后所未有的现
象。同时，越是气数欲尽
，体制内的腐败就越是严
重，就越会加剧像杨兆龙
这样有理想、非完全官僚
化的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厌
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去争
取杨兆龙投身革命才有可
能性。又如，杨兆龙之所
以在1949年后迭遭整肃，
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蔓
延、地下党的功绩不被重
视等密切相关。一个人的
命运往往受时代摆布，为
了减少命运的无常，人类
设计了法治，努力让人通
过法律预知自己的行为后
果，尽量让人免于飞来横
祸般的恐怖。
第二，铁川注意通过杨
兆龙晚年冤案的评述，揭
示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冤
假错案的规律。按理来说
，像杨兆龙这样具有法治
信仰、思维并熟知其运作
过程的人，让他主动承认
自己的种种“罪名”，肯定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
，为什么杨兆龙最后就“认
罪服法”了呢？人们一般会
认为是刑讯逼供所致，但
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杨兆龙
是在遭受酷刑后认罪的。
主要原因一是办案人员以
惩罚他的妻子和加重处罚
他的儿子相威胁．二是以
坦白从宽政策来诱供。其
实，这是我国发生的冤假
错案除了刑讯逼供原因之
外另外两条重要原因。苏
联肃反扩大化也存在这些
问题。1936年8月，苏联
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公
开审判，即著名的莫斯科
大审判的第一次公审，邀
请了很多国外媒体、各国
使馆人员及国际观察人士
前去旁听。此次审判中很
反常的是，季诺维耶夫、
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一
出庭就主动承认错误，对
指控他们的罪名全部供认
不讳，除了认罪外，更不
可思议的是他们每一个人
都在法庭上大肆颂扬斯大
林同志如何伟大、如何正
确。这令现场的很多记者
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
些人一开始都是不认罪的
，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
，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
是，当负责审讯的内务部
官员以斯大林的名义向他
们许诺．只要他们承认所
有的“罪行”并在法庭上赞颂
斯大林，就能保证他们的
妻子儿女的安全，如继续“
负隅顽抗”，那么他们的家
人将会无一幸免。为了妻
子儿女的安全，这些老布
尔什维克就全都认罪服法
了。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在
法治问题上的教训，值得
我们永远引以为戒。
第三，铁川这本书以杨
兆龙为中心，通过叙述杨
兆龙和吴经熊、盛振为、
倪征噢、王造时等师友们
的关系，向人们展示了那
一代法律人的生活和工作
，使人们可从中了解中国
法治的艰辛和症结，更清
楚地看到贯穿近代法治历
史的一根主线是人治和法
治的博弈。特别是董必武
、陈修良、徐盼秋等共产
党人坚守法治的事迹，使
我们感受到不管什么时候
党内始终有正义的声音和
对人民呼声的响应，法律
人应该继承共产党人的优
良传统，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不忘初止，为人民
服务。
第四，铁川这本评传没
有一味地拔高杨兆龙，而
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铁川认为，杨兆龙对法治
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在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必
遭整肃；但究竟整肃到什
么程度，则和过于自信的
自身性格特点有一定关系
了。杨兆龙的缺点就是没
有政治斗争经验，政治上
不够敏锐，而且不注意总
结经验教训。他1950年因
为主张土改要立法被上层
某些领导斥为“管了不该管
的事情”，1955年险些被认
定为“潜伏特务”，1957年
被划为右派还不自警，竟
然被“耳目”欺骗．1960年
试图

杨兆龙堪称近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他精通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他通晓英、法、德、意、俄等八国外语，是《联合国宪章》的中译者。他从事过法学教授、法官、律师、立法者、检察官、司法行政官员等众多法律职业，既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力，又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曾草拟中华民国《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并曾当选中国刑法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还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杨兆龙是近代少有的既为民国法制进步做过积极的工作，又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过重大贡献的进步人士。他亲自主持了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证收集工作，为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受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托，为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政治犯”，担任了民国政府末任最高检察长，并利用这一职务释放了万余名关在监狱的共产党“政治犯”。
中华法系的解体与现代化，与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的法学家群体密切相关，这个群体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力军，杨兆龙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现代中国的法意，迁延不息，一脉流转，恰因为他们用性命托付。

1988年7月，我博士研
究生毕业，从华东师范大
学分配到华东政法学院法
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任教，
同事中有位陆锦璧教授，
整日精神抖擞，目光如炬
，棱角分明，给人卓尔不
群之感。有人告诉我，他
可是个人物1 1957年被划
成右派，从不认罪，后被
发配到青海。“文革”期间又
写“万言书”，差点被枪毙。
他的经历可以拍成一部跌
宕起伏的电视剧!于是，我
经常闪着崇拜英雄的眼光
聆听他那过去的事情。相
熟之后，我又知道了他的
岳父杨兆龙的一切。这真
是一个英雄般的家族!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段杨
门历史写下来，因为它是
中国近现代法制史的一个
真实写照，可以弥补时下
法制史停留在立法史层面
而欠缺法治实践史的弊端
。
岁月蹉跎，我2000年后
辗转多岗，公务缠身，时
写时停，久久无法集中精
力偿还这笔“文债”。所幸在
快要退休的时候，能够来
到上海文史研究馆这个被
余秋雨先生称为上海一块“
安静的地方”，使我有时间
继续四处收集资料，然后
一篇一篇地写出来．连载
在《世纪》杂志上，再征
求知情者的意见。如今，
全书终于杀青。
可是，我不得不遗憾地
说，这本评传，只记载了
1/3的真实的杨兆龙，另外
的2/3还是写不出来。其中
，1/3是因为目前还不合适
写出来，另外l/3则是因为
杨先生的家属不让往外说
。所以，我只能说我现在
写出来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还有一些真实的内容一
时还无法写出来。
撰写此书，使我对《孟
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
然有些过头，但并非全无
道理。历史虽然是客观的
，但历史的书写者却是有
着强烈主观意识的人，要
让书写者完全摒弃主观意
愿去书写历史，几乎是不
可能的。
我写出的这l/3的杨兆龙
，大体上可以展现中国近
代多数法学家从民族主义
到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
主义，终到社会主义的心
路历程，大体可以展现他
们一生悲欣交集的命运，
大体可以展现新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一波三折的
过程。
最后，我要向为本书写
作提供很大帮助的许祖琪
、张晓立、吴学军等同志
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北京
大学出版社和王业龙主任
、孙维玲编辑表示深深的
谢意。当然，更把此书献
给我所尊敬的杨兆龙先生
的亲人们，向他们鞠上一
躬：我尽力了!
郝铁川
2020年2月于沪上寓所

第一章 释放“政治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国统区，人们何时普遍地认定国民党政权气数已尽、共产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笔者经过采访众多当事人和翻阅有关资料，发现是在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的淮海战役之后。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的失利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河以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解放军已直逼长江，长江以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民党军控制下，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徐州集团、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危在旦夕，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些集团都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上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力争斗趋于白热化。鉴于对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白崇禧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同时，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被分批运往台湾。
此时．杨兆龙还担任着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但他早已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他在1976年的《自传》中说：“一九四七年，我赴欧美考察司法及法律制度．并出席国际刑法会议及国际统一刑法会议，并在美国数大学讲学，一九四七年年底回国。当时白以为可以对腐败的旧中国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完全是不可能的。形势发展极快，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趋不稳。一九四八年，各重要城市均成立由军法人员组成的特别法庭。我曾于四八年夏秋视察华东各地之司法机关，亲眼看见以前旧军法裁判之‘犯人’满身伤痕，其中有成残废者。遂深悉军法特别法庭‘裁判’之残忍。因此，遂向伪立法院秘密建议取消特种刑事法庭，伪立法院中也有支持我的人，我多方努力，终将取消特刑庭的法案通过。同年．军统人员在司法行政部内另设一特种刑事司，并由一特务任特种刑事司司长，我当即坚持反对，又向伪立法院提出建议，否决此种机构。结果，否决案被通过，该特务司长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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