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李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作品:《十二生肖中国年》《波斯笔记》《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何枝可依》《小字白劳》。
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方术考》《花间一壶酒》《入山与出塞》《兵以诈立》《丧家狗》等。
这是一本教材,用以记录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授。
我的课,在注册表上,本来是叫“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出土文献”这个词,学界的用法比较宽,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书研究(如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还指出土古书的研究(即这里说的“简帛古书”)。比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三种文章都收,和中华书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概念当他们的世袭领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这样。
但我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它的讨论范围只是上述三种的最后一种。说起这门课的讲授,我要感谢前不久刚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们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领导。这个教研室分两摊,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摊,其他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是另一摊。自1985年,裘锡圭先生调我来北大,有十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为了躲避是非,我主动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方面来工作。当时,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领导,他批准了我的申请,并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课程规划,其中有一条,是要我开设这门新课,帮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阔视野,开拓领域。而且他说,这应该是古文献专业的基础课。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有古文字这一摊,但我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传世古书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关专业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学科调整时,古文字虽然还在我们专业,但作为学科,却被划归汉语专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语言专业的学问,而不是当历史、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的古文献研究和上面说的出土文献研究,虽然都有“文献”二字,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谁也包括不了谁。有时,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会来问我,“古文献”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英文里的“古书”,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译法,册页类,他们叫book;手卷类,他们叫manuscript。此外,还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许多随上下文可以选择的翻译,好像没有十分贴切的词汇。有趣的是,近年来,我们专业成立基地(在教委开大船的鼓舞下,我们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译,经教委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译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经典和档案中心”,其中还包括档案。所以,为了避免误会,本书要花两讲的篇幅,讲本书的主题和讨论范围,整本书的题目,也改了一下,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材料是“简帛古书”,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书档案,也不是传世古书;内容则侧重于“学术源流”,不是个别词句的文字考证,不是某种文本的纠谬订错,也不是汉代那样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学诚所说,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更关心的是古书承载的学术发展,以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古文字学,对我只是工具性的东西。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