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有《大宋之愁：苏轼与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庄老研究《撄宁对庄子有无之解决》和现代诗作品、杂文集等。

序
大宋难题
庆历熙宁
苏轼开炮
通判杭州
为官密徐
乌台旋涡
吟啸徐行
汴梁烟云
党争阴霾
东坡终焉
参考文献

苏东坡是我们民族文化
史中的万人迷，是真正实
力非凡的偶像，说他独步
大宋也不为过。他的诗词
文章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可谓千载之中亦是一流
的文豪。但也正因为如此
，关于苏轼的印象渐渐就
变成了后人脑海中的一个
又一个容易流于表面和割
裂其本真的符号。
譬如我们往往只以为苏
轼豁达。实际上苏轼的一
生历经坎坷浮沉，有着许
多的烦恼痛苦。他本性当
然是“自谓颇挺出”的，毫无
疑问他也有这样自命不凡
的资格。但在士大夫这一
他无法回避的身份之焦虑
里，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
充分的机会去施展和实现
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二
十六岁时已经凭借自己对
朝野时局的洞察而简在帝
心，一举夺得制科试的史
上第一名，然而直到他绍
圣年间远贬岭南，他都未
有过主政的机会。要让苏
轼这样的天才俊逸之人物
，承认自己“康时术已虚”，
这便如同李白在战乱里被
迫自嘲“吾非济代人”，是极
为痛苦的体认和领悟了。
但不同于李杜，苏轼的
官实际上做得很大。我们
往往习惯于认为古来的文
人骚客都是沉沦下僚，怀
才不遇，其实未必尽然。
元祐更化时期，苏轼长期
担任从二品、三品的职务
，离国家执政级别仅有一
步之遥。这一步何以跨不
过去，甚至他弟弟苏辙反
而官至副宰相，这是本书
中试图去探寻的问题之一
。
苏轼的性格因素在本书
的讨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
和篇幅。笔者遵循以苏轼
诗词文章和相关史料为依
据的态度，从诸多官修、
私修的史书以及文人笔记
等材料中探寻其性格因素
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
所造成的影响，尝试通过
比对其作品，来探索、揭
示苏轼诸多符号之下接近
其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
建构能一窥其个性的路径
，从而勾勒出一个较能还
原其本真的苏东坡形象。
因此本书的叙述，并非
一味的故事化表达，几乎
没有小说技巧的使用，相
反有许多材料的呈现。但
为了兼顾实事求是和阅读
体验，因而对部分疑难生
僻字作了注音，对所征引
的材料都做了白话的解释
和适度的简要分析，以方
便读者朋友们能跳出纯粹
的故事叙说之角度，通过
史料的对比尝试自行判断
和再认识苏东坡。
再者，笔者始终反对的
是，为了拔高一个历史人
物，而将他同时代意见相
左或有所矛盾的人不顾事
实地贬低。比这更应当避
免的是，有选择地使用材
料来“为尊者讳”，甚至抹黑
他的“敌人”们。因此书中涉
及的王安石、司马光、章
惇、吕大防、刘挚、吕惠
卿等宰相、执政大臣，或
与苏轼反目成仇的人，笔
者都遵循着“让历史说话”的
第一原则，绝不罔顾事实
，乱加褒贬。
简要言之，本书试图以
不长的篇幅，从苏轼的仕
宦历程这一角度来呈现和
诠释一个真实的、有血有
肉的苏东坡，而不是塑造
一个圣人。
当然，笔者学识浅陋，
本书稿缘起之时，并无付
梓之雄心，此番将曾出版
的《大宋之愁》变为苏轼
一本、辛弃疾一本的形式
，也作了一些修订的工作
，但必定尚有疏漏谬误，
一望方家指正；二请读者
见谅。
2020年9月20日
时近秋分，于家中书斋

苏轼的性格因素在本书的讨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和篇幅。笔者遵循以苏轼诗词文章和相关史料为依据的态度，从诸多官修、私修的史书以及文人笔记等材料中探寻其性格因素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尝试通过比对其作品，来探索、揭示苏轼诸多符号之下接近其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建构能一窥其个性的路径，从而勾勒出一个较能还原其本真的苏东坡形象。
因此本书的叙述，并非一味的故事化表达，几乎没有小说技巧的使用，相反有许多材料的呈现。但为了兼顾实事求是和阅读体验，因而对部分疑难生僻字作了注音，对所征引的材料都做了白话的解释和适度的简要分析，以方便读者朋友们能跳出纯粹的故事叙说之角度，通过史料的对比尝试自行判断和再认识苏东坡。

大宋的问题简单而言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出自祖宗家法，其中一条是分宰相之权，又使异论相搅。北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把宰相的职能和所司一分为三。军事上设立枢密院，称西府，由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掌管调兵遣将的符印号令之权；政治上设立政事堂，也就是中书门下，俗称东府，由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等执掌政令，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器；财务上设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俗称计省，由三司使（计相）掌财政统筹调拨等一应事务。这对于过去无所不统的宰相一职实在是削减甚多。而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官制由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员数量的基数之大。
冗官的第二个原因是所谓厚待士大夫。高级官员在重大节日或者致仕（退休）时，其子嗣辈往往可以得到加恩，赐予官衔。这种门荫、恩荫出身的官员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加之宗室不断开枝散叶，也是造成官员数量庞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冗兵的问题也在于祖宗成法。北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之禁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此后，朝廷将天下军队大体分为拱卫京畿的精锐野战部队禁军和卫戍地方的治安部队厢军。而每逢灾荒凶年，朝廷则将流民、地痞、无赖等潜在不安分之人招募入厢军之中，养之为兵，以为如此可不使民揭竿起义，预防民变，又可以绥靖地方，一举多得。于是到了苏轼出生的仁宗统治时期，厢军数量越来越多。仁宗皇帝景祐年间，厢军大约有438000人，庆历年间有433000人。而对比太祖赵匡胤之时，如他统治后期开宝年间，全国军队只有378000人，其中禁军193000人。但这不足20万的禁军战斗力却是后来的宋代军队所远远不如的。真宗时期，号称“养兵百万”，到天禧年间，全国军队共有约912000人。好大喜功的真宗留给仁宗的烂摊子实在是难以收拾。
冗费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上两个问题而来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数量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来维持，因此这笔巨大的费用也就成了压在北宋政府肩上的一个难以解决又不得不正视的重担。
在这样一种外有群狼环伺、内有诸多困窘的国情下，苏轼诞生了。苏轼在四川眉州的山野间长大，他的秉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母程氏的影响。《宋史》中说：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是讲苏轼十岁之后，由于父亲苏洵喜好外出游学，母亲程氏便亲自负责起他的启蒙教育责任，为他挑选书籍，让他博通历史，知晓古今成败的教训，而苏轼也聪慧非常，都能一点即通，明会要旨。有一次母亲为苏轼读《汉书·范滂传》，不禁深情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在当时便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是个道德楷模般的人物，后来因为卷入宦官专权的党锢之祸中，面临被抓捕牺牲的杀头之祸。范滂不愿独自逃跑，连累母亲和县令，而是对母亲表示自己去九泉之下追随父亲，弟弟在世足以尽孝，恳请母亲不要哀伤过度。范滂的母亲不愧女中豪杰，回答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意思是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这样的贤士名臣齐名，就算死又有什么遗憾可言！既想要名垂青史，又要苟且偷生求个长寿平安，难道能够都得到吗？听着这个故事，苏轼就问：“如果我是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舍生取义吗？”程氏回答：“你能够成为范滂，我反而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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