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这部巨著于1960年问世以后，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 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

——汪荣祖（著名历史学家）

萧公权教授的著作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完美融合了中西两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分析中国信而有征，并可据此作各种跨文化的研究。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本书属刘东先生主编“台湾国学丛书”之一种。《中国乡村》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探讨了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勾画乡村地区的行政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部分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附录包括有关里甲、社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萧公权（1897—1981），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

译者简介：

张皓，1964年生，贵州德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升，1967年生，广东阳春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编简介：

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是当代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

《中国乡村》这部巨著于1960年问世以后，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 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

——汪荣祖（著名历史学家）

萧公权教授的著作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完美融合了中西两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分析中国信而有征，并可据此作各种跨文化的研究。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第一部分 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

第一章 村、集市和乡镇 / 3

控制的问题 / 3

中国乡村的形态 / 10

村庄的物质面貌 / 14

乡村集市与城镇 / 27

第二章 基层行政组织体系——保甲及里甲 / 37

保甲组织 / 38

里甲组织 / 44

保甲和里甲之间的关系 / 46

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 49

第二部分 乡村控制

第三章 治安监控：保甲体系 / 57

保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 57

乡村绅士和保甲 / 86

保甲体系试评 / 91

第四章 乡村税收：里甲体系 / 105

里甲在税款摊派和登记中的地位 / 105

对里甲体系的总评价 / 131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 173

清朝的粮仓体系 / 173

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 176

乡村粮仓体系的衰败 / 185

粮仓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 192

绅士与乡村粮仓 / 209

摘要和结论 / 213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 219

乡约宣讲体系 / 219

乡饮酒和其他敬老的方法 / 243

老民和老农 / 243

乡饮酒 / 247

祠祀：地方祭祀 / 261

乡学 / 278

乡村控制的局限 / 303

第三部分 控制的效果

第七章 乡村控制的效果 / 311

作为社区的乡村 / 311

村庄领导 / 316

村庄活动 / 329

村际活动 / 364

村民的合作活动 / 370

绅士在村社中的角色 / 375

总结 / 381

第八章 宗族与乡村控制 / 383

宗族与乡村 / 383

成员与领导 / 392

宗族活动 / 396

茶坑——19世纪的一个单族村庄 / 411

政府对宗族的控制 / 414

宗族组织的衰落 / 423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441

乡民的一般特点 / 441

乡村环境 / 446

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 486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495

“良民”/ 495

“莠民”/ 503

西方的冲击 / 581

第十一章 总结与余论 / 601

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 601

专制统治的局限 / 604

农民的角色 / 610

附录一：里甲结构的变式 / 623

附录二：清朝以前的粮仓体系 / 654

附录三：“耆老” / 658

清朝皇帝世系表 / 661

参考书目 / 662

索引 / 686

译者的话 / 697

第一章 村、集市和乡镇

控制的问题

在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 楚，相互之间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坐得安稳。

从秦朝到清朝的王朝兴替过程中，有效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以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顺从并防止反叛。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阔的疆域。

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变化，不过由于经验的日益积累，以及随后各个王朝中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谋，统治体系在一些细节方面不时得到精炼和提高，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法律规章更加详细，监视更加严密，控制更加严厉。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时，它继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遗留下来的高度复杂的政治统治体系，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为帝国结构带来了最后的发展。可以理解，对于清王朝这个汉族的外来征服者来说，同其前任统治者（即明朝，它推翻了异族统治的元朝，建立起汉族统治的王朝）相比，解决如何统治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如何统治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一问题，帝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在这套体系中，皇帝位于最顶端，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统率的是中央官僚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机构包括内阁、军机处（1730年设置）和六部。这些最重要衙门的官员在需要时，要么以个人身份，要么以集体名义，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帮助皇帝做出决策；并且，他们在属僚的帮助下，执行皇帝的命令，或者将命令传达到下一级的行政机构。

通过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帝国政府的行政命令从北京传到整个中华帝国的各个角落。中国的18个行省都被恰当地划分为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即府和州县。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巡抚一般是一省的行政首长，由布政使（专管一省财赋）和按察使（专管一省刑名）辅佐。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指派去管辖单一的省份，如直隶和四川都不设巡抚；在其他情况下，每个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这些省又各设自己的巡抚。一府的最高长官称为知府，州县的主要官员称为知州和知县。府、州、县官员不但处于省级地方政府的 直接监督之下，而且在实际上，其各自的职位安排部分也是由有关巡抚或总督所指派的。知州和知县是正规行政组织的最下层，常被称为“地方官”或“亲民之官”。

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向中华帝国各个角落延伸的行政组织机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为了防止皇家“仆人”施加非法影响 或攫取过多的权力，每一重要职位都由两名或更多的官品相等、权力相同的官员来分享；同时，一名高级官员常常被安排兼任一个以上的职务。政府机关的职能，很少得到清楚的、精确的规定或说明；实际上，重要官员权力和责任的重叠，是有意安排的。所有地方官员——从总督到知县——的任命、 升迁、免职，都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来决定。一般说来，所有地方官员都不能 在其家乡省区任职，并且很少被准许在一个职位上待太多年。官员们——即使是那些拥有重要职责的官员——没有自行处置的权力。每一项行政措施和行动，哪怕只不过是例行公事，都必须向北京汇报。正如19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作者指出的，由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措施持续而有效的运作，使得整个官僚体制在清王朝存在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保持稳定。

然而，如何操纵官僚群体只不过是封建帝王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让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城镇和数不清的乡村维持统治秩序，同样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官僚群体本身一方面是帝国控制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专制统治者用来牢固控制芸芸众生的统治工具。铸造这一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有效地运用这一工具来统治普通百姓，对皇帝们来说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由于中华帝国地域广阔，通信和交通不发达，加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目不识丁，不问政事，因此政府公布的法律与命令，要让百姓知道都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去加以实施或贯彻了。知县——其直接的职责应该是解决百姓的需要——的管辖范围常常超过1, 000平方英里。全国大约有1, 500名各种类型的州县官，每名官员要管辖10万名（根据1749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计算）或25万名（根据1819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计算）居民。由于职责规定得广泛而且模糊，知县的负担过重，即使他有意愿或能力，也没有时间或条件允许他把任何一项事务做好。在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里，或在佐贰官驻守协助知县维持秩序的镇里设置一个表面上充满效力的行政机构，可能并不困难。但是，在围绕着城镇、居住着大多数人口的广大乡村地区，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比较小的县份，知县及其属员能够真正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也很难保持同所有乡村和农民的联系。

对于这种不完善的行政体系，帝国统治者并没有坐视不理。自古代始，中国乡村就存在着地方性的分级和分组，并且有政府的代理人。秦朝所确立的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体系，被后来各个王朝所沿用。清朝皇帝继承了明代的规定，并在某些细节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无论是什么样的辅助性地方组织，只要看起来有利于基层统治，都会加以利用。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个最终完成的行政组织体系，可以说面面倶到，设计得非常精巧。

在我们尝试去描绘、分析清朝关于基层政治统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前，先简单地看一看构成该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由于意识到要把普通的行政组织贯彻到知县及其属员以下是不切实际的，清朝统治者像明朝统治者一样，从当地居民中选出可用之人来帮助统治乡村。这样，在设置保甲（警察）组织体系、里甲（税收）组织体系和粮仓制度之时，保甲和里甲的头领以及粮仓管理者就从当地居民中被挑选出来。 有时，清朝统治者还利用宗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在黄河以南各省尤为盛行）作为监督居民、宣导教条的辅助工具。这样做的优点 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当地居民对自己家乡的环境和人口情况比政府官员要熟悉得多，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去处理、对付当地可能发生的问题，或者至少能向官府提供他们所想了解的资讯。另一方面，清朝利用当地居民的帮助来进行控制，赋予他们向官府汇报不法行为和不法分子的职责，使得村民即使不在官员的视线范围内，也能受到有效的威慑而不敢犯法。

为了防止乡村社会组织或机构的势力和影响过分膨胀，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性措施。每一个地方的代理人或组织，无论是官府挑选出来的还是原来就有的，都必须置于知县的控制或监督之下。对那些被认为有害的组织或活动，政府总是保留进行镇压的权力。通过知县，政府的手随时做好了打击 的准备。只要情况需要，驻扎在清帝国众多战略要地的军队就被命令采取行动。除此之外，即使各村“头领”和乡村管理者实际上不由知县自己来任命，但是挑选谁，通常要看知县的眼光。清政府虽然准许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乡村组织机构正常存在，但是又刻意地设置了一些组织机构，与原有的组织机构并立，或位居其上，使原有的乡村组织机构不可能发展成地方权力的中心。就这样，在保甲组织和里甲组织中，乡村地区的家户十户为一单位，并按十进制编组起来，而不管村庄或其他自然界限。

地方自治的概念同乡村政治统治体系是不相干的。对于乡村中任何形式的自发或社区性的生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包容，要么认为可以用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要么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在政府眼里，村庄、宗族和其他乡村社会组织，正是能把基层政治统治体系扩展到乡下地区的切入点。

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即使在推行镇压性措施时，只要方便或可靠，都会利用当地人的帮助。正如随后要看到的那样，保甲组织和一定程度上的宗族组织，被清政府用来帮助登记居民情况、监视居民日常行动、报告可疑者和反叛行为、逮捕在逃的罪犯等。居民在被命令充当所在地方官府耳目和最基层组织的“长官”后，就会被劝说采取谨慎的行动，即使没有政府官员在场。这样，罪犯就很难在邻近地区找到藏身之处，潜在的反叛者也不太可能在偏远的农村成功煽动一场造反。

然而，清朝统治者非常聪明，知道并不能只是通过采取镇压性措施来维持统治。他们也注意到那些容易使居民遵守法律、服从统治的方法。一方面，清政府采取行动，为乡村居民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并防止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例如致力于开垦荒地，促进或鼓励灌溉和防洪，办理赈灾工作等。另一方面，利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各个阶层，以此来维护一个被证明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价值体系。清朝统治者广泛地继承前朝建立起来的制度，支持理学正统学派的伦理道德主张。通过科举体系，统治者设法把政 府所要求的意识形态逐渐灌输到士子和官员的心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他们发挥影响，并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乡村学校、普通宗教团体和宗族组织），着手把这种意识形态延伸到乡村地区未受过教育的广大百姓中去。

要准确地评估这套基层政治统治体系的功效，是很困难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清朝统治的稳定（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一个相对长命的王朝），但是也有事实表明，清朝统治者对该体系的运作情况从来就未完全满 意过，或许，清朝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期望过它会产生完美的效果。

的确，清朝的基层政治统治体系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事实上那些促使清朝统治者采用这一体系的所谓优点，长远看来，正是该体系缺陷的根源所在。作为帝国架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分享了整个体系的基本特质，因此，清王朝的基层统治体系随着其专制统治体系的确立而确立，随着它的灭亡而灭亡。

清王朝统治乡村的第一大主要困难在于它有效运作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帝国政府无法提供的行政环境。正如前文所述，在专制政体中，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各自的利益，即使不是矛盾的，也是相异的，整个专制统治体系就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帝国安全。他们认为确保安全的首要措施就在于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使被统治者养成敬畏其统治的习惯；同时，不让任何人——士子、官吏以及普通百姓——发展出独立与自主。皇帝们发现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任何官员发挥开创性、独立评断的机会，或赋予任何官员适当地执行其法定职责的必要权威。的确，刻意地强调政治安全的代价是低下的行政效率，一贯地、长期地推行这一措施，最终使官员们精神低落。很少有官员——从北京的最高级别官员到遥远地区地位低下的知县——会去竭尽所能从事会给他们的皇帝带来好处的工作，或者去解决芸芸众生的物质需要；绝大多数官员追逐私利，只求免于麻烦。到19世纪之初，忠实于皇帝成为罕见的官德；对政务漠不关心，颟顸无能，成为官员普遍的病症。官僚机构的腐败，不仅降低了朝廷的威望，而且极大地危害了整个统治体系的其他机能。特别是地方行政效能退化，致使乡村控制体系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在实际中根本无法运作起来。因为缺少了官员的有效推动和监督，整个乡村控制体系，包括保甲、里甲及其他组织，不可避免地堕落、退化成空架子；最坏的情况，甚至成为基层行政官员腐败的 工具。

乡村控制更大、更主要的困难，在于它创造出一些会削弱帝国乡村统治基础的状况。中华帝国的乡村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几乎都不识字，自古以来大体上都是不主动或不进取的，他们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竭力维持贫苦的生活上。或者由于生活绝望，或者受到许诺过更好生活的诱惑，农民不只一次帮助推翻专制王朝。但是，只要他们处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下，给予他们必要的生存条件，那么相对说来，他们就会安分守己，对政治丝毫不关心。这样，如何控制农民的问题看起来就相当容易。但是，乡村农民一贯的被动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有效控制。挑选当地居民来执行基层控制的措施，虽然在理论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因为居民没有为官府效劳的意愿，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不如官府所期望的那么强，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积极利用基层政治统治体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而不是为皇家服务。

此外，政府监督——虽是保持基层政治统治体系运作必不可少的条件， 却有损地方自尊心或集体精神——同样也是形形色色职位或机构持续有效地 运转必不可少的因素。北京发给各地的命令，根本没有考虑到全国不同地方 的不同情况，地方官由于受限于僵化的命令，又不能自由裁量，因此很少敢 冒风险去改变清政府所规定的政策以适应当地的环境。结果，居民们常常以 一种漠不关心的、怀疑的或担心害怕的眼光，对待有关政府的任何事情。不 可否认，清政府在乡村中的控制工具刚一出现，对许多潜在的混乱分子肯定 会产生一些威慑。然而，笔者不能就此认为，清朝统治者所营造的乡村控制 的确曾在乡民的心中，成功地注入过任何对于统治者或他们生活的社区积极 效忠的情感。如果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帝制中国的乡民，就是“一盘散沙”。

通俗易懂的教条灌输显然达到了某些效果，但本质上是负面的。清朝统治者教导农民要努力保持其“保守主义”，要他们努力使自己在内心里毫无疑问地服从专制统治，而不是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准备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样使得中国乡村实质上停滞不前，在智慧上和经济上都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挑战。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在地方暴徒和衙门走卒施加的巨大压迫面前，农民就变得毫无办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帝国的基础正是随着这种统治的进展而被削弱的。

只要各种条件仍然大致有利于统治政权，情势看起来就还算平静。但是，一旦爆发严重的危机——像19世纪那样，清王朝统治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当各级机构都退化堕落，而不像以往那么有能力处理灾患时，饥荒就频繁发生，而且受灾的区域相当广。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严重地损伤皇家的声望和权力，而且在那些遭受西方工商业直接入侵的地方，本土经济遭到摧毁。在骚动最强烈的地方，原本一直因习惯、传统惰性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约束影响而养成温顺性格的乡村大众，也终于爆发了猛烈的暴动。先前，清朝统治者对乡村只不过维持不完全的掌控；现在，他们用来维持掌控的这种复杂工具被证明完全无用。把这种局面归因于乡村控制体系的衰败，恐怕是不准确的。但是，事实在于，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整个清王朝专制统治体系（乡村政治统治体系是其中的一部分）处于全面崩溃之中。清王朝，以及中国王朝体系，事实上在迅速走向灭亡。

《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所以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殆情况下，若不是中国总还保留了那么个角落，仍然活跃着对于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曾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据说在历史中从未中断过的学脉，可能就要面对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场景了。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原书序

本书研究19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基层统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 措施和效果。由于可用的相关资料有限，而笔者又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研究，故不打算探究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面向，或就某个问题的各个面向做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居住在帝国某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那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居民，本书就未涉及。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笔者仍然希望本书能够较清楚地呈现出19世纪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一般状况。

这个研究可以满足几个有用的目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在其总人口中占压倒性的多数。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乡村亿万居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 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19世纪是一个王朝崩溃和政治转向的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乡村，不但会弄清一些造成中华帝国统治体系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有用线索。

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和议论其实不少，但大多不是经过认真而仔细的调查的结果。很少有人对其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有些描述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和错误解释。这些著作中充斥着大量悬而未决的歧异，常常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现阶段很有必要对中国乡村进行较系统的处理和研究——这也是本书尝试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其次，虽然有关帝国一般行政体系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对于最低层行政体系——或者说基层统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相关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当少。因此，帝国统 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被忽略了。本书尝试去做，并极力想弄清楚的是：帝国政府是怎样控制乡村居民的？乡村居民对这种控制的反应如何？自然和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到基层统治体系的运转，以及在该统治体系之下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如何？弄清了这些问题，笔者就可以设法对中国乡村问题提出适当的观点，同时消除在某些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描述时尽量做到具体、准确；甚至不惜让读者面对令人厌烦的细节。笔者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描绘出相当清晰的画面，从而给读者留下准确的印象。这样的研究取径，让笔者对这个问题只能采用历史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笔者所关心的是展现特定时期内相关情境和进程中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观念或范围广泛的系统性组合。只要资料允许，笔者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查阅、研究每组事实，也尽可能地将每组事实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因为任何制度 或任何体系的完整意义，必须放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里，才能够充分掌握。因此，笔者常常感到很有必要研究那些超越本书主题的现象，也不得不去触及超出本研究所设定时期之外的某些状况和情况。

史料来源

使用的史料必须仔细甄别。有关19世纪中国和关于中国问题的记叙和资料虽然很容易搜集，但是，同现阶段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并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条都可信。如何处理这样的材料，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 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笔者从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对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往往满足于古人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即使留下这些记载的古人对我们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研究距离今天相对较近的一段中国历史，可以比较利用的材料数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笔者算是幸运的。不过，笔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希望过去记载中国历史的作者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需要。19世纪的作者虽然经常把引人入胜的一份份材料遗留下来，但却点到为止，因而稍后时代的读者读起来，往往茫然不解。或者，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史料中找到关于此时此地的有用资料，却找不到彼时彼地可资比较的资料。

由于可以利用的资料本就缺乏，同时笔者所能找到的记录也很有限，因而本研究所用的资料也同样缺乏，同样有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笔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看起来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凑，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较好、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出现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并防止误解，笔者有时采取了下列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对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时期都要说明，这样，读者就不但能评价笔者所引证的各段史料，而且还能评价笔者根据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在一些情况 下，笔者会借用少量19世纪之前或之后的相关的资料，来填补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许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现的偏见或不正确性，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资料，而这种资料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根据官方立场记载的。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时代的官吏总是喜欢言过其实、隐藏问题、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把那些由他们处理的报告看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结之前并未了解报告是否属实。对于那种涉及严重后果的文件，笔者做了比较细致的处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证它的正确性或真实性，而是要确认涉及的官员没有被牵连或承担超过他们应该承担 的责任。

地方志的客观性或真实性比官方文献要高一些，这为本书提供了相当多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对当地环境、事件和人口的记载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为认真尽力或游刃有余，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颇、弄虚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价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绅士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地方官吏，实际决定内容及修撰方针，他们常常无法免于自私的偏见；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许多人组成，他们的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执行任务时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因此，即使没有刻意的错误陈述，出现无心差错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位声名卓著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说，大多数地方志属于那种瞎编乱抄的东西，完全不可相信。大多数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关问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这部分，资料也常常不适当、不准确。在很多情况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订，因而从中看不出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时，在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为认真的修纂者也无力修出令人满意的方志来。

私家著述的问题也不少。这些著述的作者，属于知识阶层，由于其中大多数是绅士，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与官方文献拟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类似。他们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献的作者来说，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实、表达他们的信念等方面，或许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确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偏见，或在著述中不会出错。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舍材料上必须谨慎。对于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的著述，笔者避免引用。但在一些情况下，笔者不得不在值得怀疑的资料和根 本没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亦即是说，利用这样的材料时，要根据已知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检验，如果可能的话也参照西方作者的著述，并对已知存在偏见或失真的地方给予适当的保留，以减少发生错误的空间。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纪中国耳闻目睹帝国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西方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些人来自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地方，拥有某些中国作者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没有中国作者那种特有的偏见，因此能够以某种超然的眼光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外，他们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都会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为中国本土撰述者遗忘而又有意义的事件，就很有可能为这些外国作者所察觉。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关乡村景象和乡村活动的生动描写，在中国著述者看来，就觉得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记述。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作者就没有其不足。他们经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来诠释中国社会和制度，他们几乎都受到所谓“文化统觉”（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响；而且，出于个人特有风格、偏爱或纯粹的无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因此，笔者认为，引用国外著述同引用本国材料一样，都必须小心、谨慎。

在两种情况下，笔者会引用描述19世纪以后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一项资料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的情况，以及在写作时缺乏有关19世纪确切而又直接的资料可以利用。显然，引用这种资料要冒风险。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乡村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发生广泛而根本的变化。因此，从有关19世纪后中国社会情况的资料来推论稍早的情况可能出现的差错，不会影响笔者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准确描绘。[还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引用这种资料很谨慎，而且仅限于少数事例。

志谢

笔者对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的同事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参加了中国近代历史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张仲礼(Chung- li Chang)、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戴德华 (George E. Taylo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诸先生。笔者开始研究中国乡村时犹豫不决，是他们打消了笔者的疑虑，鼓励笔者勇敢地面对挑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才有机会进入一个此前浅尝辄止的研究领域。在撰 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他们又不断鼓励，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笔者受益颇 多，备受鼓舞。即使笔者有时在某个问题上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总是为他们那犀利的评论所折服，而对那个问题重新加以检视，从而以更恰当的言语来展示证据，或者以更谨严的方式来作出结论。当然，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当由笔者独力承担。

笔者要特别感谢戴德华先生。他几次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笔者那冗长的草稿，提出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笔者也要特别感谢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钦佩的审慎和耐心细致的精神对草稿进行了编辑。笔者还要特别感谢默西迪斯?麦克唐纳（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担了检查参考文献、出处、注释和征引书目等繁重的工作，并为印刷厂准备好了稿件。对于他们无私、慷慨的帮助，笔者真是感激不尽！

萧公权

1957年10月10日于华盛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