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野记》，李逊之著，系笔记体的史料汇编，全书九卷，上起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下迄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对明末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朝局变迁、朝臣动向，对明末朝廷在内忧外患激烈的情况下，朝臣仍互相倾轧不止，至明亡犹不解的乱象有很详实的记载，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后金)军的行动，也作了一定的记述。《国变难臣钞》，著者不详，文首谓：“雍正癸丑夏，沙博士伟业出敝纸一卷，曰《国变难臣钞》，云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其先世自燕邸札记者。”则是沙伟业先人于明末撰作者，其开列其时在京文臣名单，并根据农民起义军入京后诸人表现与经历分等，当是沙氏先人所著，经不知名人士抄录传世；名单之后有长篇按语，述名单中个别人在明末清初的行为，则应为抄录者所补。《过江七事》，姜曰广著，分“计迎立”“正纠参”“禁缉事”“护总宪”“裁镇将”“防左镇”“持逆案”七篇，记南明政权自议立弘光帝至马士英专权，与所谓正人一脉争权夺利的状况。作者为南明弘光朝重臣，为马士英所排，故力诋马士英及江淮四镇，但无形中也暴露了南明朝廷的腐朽与人心不一。《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1645)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曾命柳如是至海上犒师)，本书为关乎此事的第一手史料。《行在阳秋》二卷，戴笠撰，述南明永历政权始末，所记始于永明王监国，止于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虏处死，前后共十六年。戴笠未亲历永历政权兴亡，其所记述，多取于各家私记及故臣口述，虽不免受记忆不清、所言不实、记述者个人好恶等因素影响，但记事贯串永历一朝，且往往述及当事人之口语，对于永历朝史事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三朝野记
国变难臣钞
过江七事
孤忠后录
行在阳秋

1925年12月10日、12日
、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
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
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
《华盖集》），在第一节《
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
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
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
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
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
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
或者看杂说。
……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
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
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
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
1935年2月，鲁迅在《文
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
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
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
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
），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
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
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
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
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
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
，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
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
，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
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
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
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
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
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
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
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
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
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
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
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
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
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
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
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
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
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
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
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
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
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
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
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
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
》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
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
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
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
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
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
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
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
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
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
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
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
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
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
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
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
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
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
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
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
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
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
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
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
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
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
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
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
为“邱”、易“胤”为“允”、书“
弘”为“宏”，则径自回改，
以存历史原貌。

右《行在阳秋》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小腆纪年
》引是书，以为刘湘客著。
按：书中屡引湘客说，上卷
二年二月瞿式耜檄各镇援桂
林条云：“见《刘湘客纪事
》。”八月刘湘客赴行在所
条云：“见《两粤新书》。”
事多未核。刘湘客撰《瞿留
守传》，实未尝赴行在。四
年十一月初六日孔有德破桂
林条云：“刘湘客作初五日
，用历异也。”则非湘客所
著明矣。今据乾隆《苏州府
志》定为戴笠撰。笠字耘野
，吴江人，亦明季遗老也。
《府志·列传》称其乙酉后
人秀峰山为僧，久乃返初服
，教授自资，勤于著述。谓
明亡于流寇，综其始末，作
《寇事编年》。采辑明末死
义诸臣事迹，作《殉国汇编
》。别纪烈女为《骨香集》
，后死者为《耆旧集》，为
《发潜录》。又有《圣安书
法》《思文纪略》《鲁春秋
》《行在阳秋》等书，共数
十卷。惜多散佚不传。《艺
文》载《寇事编年》十卷，
一作《流寇志》，杨凤苞《
秋室集》载《殉国外编》，
一名《则堂记事》，今皆未
见传本。独是书体仿《纲目
》，纪载详核。考桂藩事实
者，必于是取资焉。原本多
讹文夺字，今据《小腆纪年
》厘正十之七八。每月朔必
书甲子，大半亡阙，不据《
纪年》订补者，当时颁历或
有异同，如顺治五年闰四月
而明历则闰三月是也。故悉
仍旧贯，以存其真云。
剑心跋

卷一泰昌朝纪事
(庚申八月)
光宗贞皇帝为神庙长子。母孝靖王太后。万历十年壬午八月十有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立为皇太子。
孝靖，故宫人也。神庙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进，遂御幸焉。赏头面一副，既而讳之。孝靖有娠。神庙偶侍慈圣太后宴，言及其事，神庙讳日：“无之。”故事：圣躬有所私幸，必有赐赉。随侍文书房内阉即注明某年月日，并记所赏以为验。至是，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相示，神庙面颈发赤。慈圣好言相慰，谓：“我年老矣，尚未弄孙。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
时郑贵妃有盛宠，每与神庙戏，辄呼老嬷嬷，暗行讥刺，神庙嘿然不自得。故诞生后，一应恩礼俱从其薄，仅进封孝靖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遂进封郑为皇贵妃。给事中姜应麟疏言：“恭妃诞育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储贰。乞降旨首册恭妃，次册贵妃，又即降明诏册立元子为东宫。”奉旨，以应麟疑君卖直，降边方杂职。科道杨廷相等救之，俱不听。嗣后廷臣请建储者，俱得罪，降削有差。缘郑贵妃恃宠乞怜，欲立福王为太子也。
北上门之西，有大高玄殿，供真武香火，颇著灵异。神庙偕贵妃诣殿行香，要设盟誓，因御书一纸，封玉合中以为信。后迫于廷臣，而慈圣又坚主立长，神庙始割爱定立云。然直迟至二十二年始以皇长子出阁讲学；二十九年册立；次年成婚，册妃郭氏，后追谥为孝元皇后。时光庙年已二十一矣。
光庙初出阁讲学，一切典礼俱从减杀。故事：讲以巳刻，寒暑冻，传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传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风，寒甚，时尚未赐谕戴暖耳。光庙方出，诸讲官人，郭正域即宣言日：“天寒如此，皇长子系宗庙神人之主，玉体固当万分珍重，即讲官忝列禁近，若中寒得疾，何成体统？宜速取火御寒！”内阉俱围炉密室，闻言，始抬火出，乃克竣讲。神庙闻之，亦不罪也。
上初出阁时，仅十三，聪颖不凡。间有问答，旁通大旨。一日，讲官焦兹叩以“维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义，应声日：“只是‘天命之谓性’而已。”董其昌问“择可劳而劳之”，答日：“所谓‘不轻用民力’也。”
每讲，则阁臣一人人直看讲。御案前有双铜鹤，故事，叩头毕，从铜鹤下转而东，西面立。一阁臣绕出其上，即语内侍：“移铜鹤，可近些。”虽不明言，意已默寓。众皆叹服。
光庙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之渐立矣。(其事具详神庙《实录》，故不具论。)至四十一年，福王之国河南，而事始定。
四十三年，又起梃击一事。时东宫侍卫萧条，有男子张差持赤梃，突入东宫殿檐下，打伤守门人。珰辈共仇之。奏闻，始下法司提问。御史刘廷元疏言“其迹涉风魔，貌似黠猾”，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疯癫之说。提牢王之寀详加诘问，乃有“马三道诱至庞、刘二中官处，与以枣木棍，令至东宫，逢人即打”语，多涉贵妃。之案疏闻，科臣何士晋力言当穷其事，外议汹汹。神庙不得已，召上慰谕，因率上及皇长孙、诸王孙，诣慈宁殿圣母几筵前，行告慰礼，召见群臣，面谕日：“太子国家根本，朕岂有不爱？诸皇孙且振振众多，何外廷疑朕有他意？”时御史刘光复从班后抗声称皇上东宫慈孝，语不甚明。神宗怒，责其恣肆，命拿送法司。复谆谆理前谕，命决张差、庞保、刘成等。上从旁请无株连，以伤天和。又谕群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神宗悦，命阁臣速拟谕以进，诛张差于市，毙庞、刘二珰于内。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