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所收书目，虽各自早有出版，但零散而不成规模。此次结集，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成一文化珍品，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

在几十年学究中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同盟：中国资产阶级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革命和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社会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的。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2011年12月15日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绪论

一、历史学的意义与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

宇宙间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发展的、变动不居的。因此，关于自然的发展过程之叙述，则有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关于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叙述，则有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等。所谓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就是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所有现象，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之谓。

这样历史学的意义，就不仅在记述过去的事实，尤在探求其运动法则。

再就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说来，吾人研究历史，并不是为的过去，而是为的现在及未来。意人维科说：“人类制造历史。”这一语当具着两种意义：即：第一，自人类能制造工具之后，是能自动地适应自然，以至于征服自然，不是像生物般受动地适应自然，全为自然所支配的。第二，自有史以来，历史的齿轮，常系肩负历史任务的人们所推动，否则即遭其践踏，故吾人究明了历史的运动法则之后，遵照历史的运动法则来改造历史、推动历史，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

二、历史的方法论

关于历史的方法论，有以下两种：第一，静的观点；第二，动的观点。其中每一观点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静的观点，以为无论是自然的程序或社会的程序，自被创造完成之后，将永远是按照那种程序继续下去，不会有什么变动的，这是所谓神学的观点，亦即唯心论的观点。第二种静观点，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置重自然环境的条件，而把人类社会由某种外力所纵，毫不顾到社会自身的能动性，这是所谓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这两种静的观点，虽然出发点各异，而将历史的客观的运动法则皆一笔勾销，却无不同。关于动的观点，一以为有一种超感觉界的绝对精神之存在，由于它本身不断地发展，才表现为一切现实发展的形态，即一定的自然、社会思维等都不过是它的表现，这便是所谓客观唯心论的观点。至第二种是用唯物辩证法解释社会现象的，即历史的唯物的观点，兹录《经济学批判》序文①于下：人们在其生活之社会的生产中，加入于一定的，必然的与自己的意志无关涉的诸关系里，即是生产诸关系，这是和人们物质的生产力之某一个既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些生产诸关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即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所以建立，各种既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规定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过程之一般。不是人们意识决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存在，规定自己的意识。到了发展中之某一阶段上，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与从来活动于其中的既成的生产诸关系，如单系法律的表现时则为财产诸关系。陷入于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之发展形态，一变而为生产力之桎梏，于是有一社会革命之时期出现。随着经济.......

熊得山（1889—1939），湖北江陵人。190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先后加入会和同盟会。武昌爆发后任北方革司令部指挥处秘书长，投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与胡鄂公等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天津发刊《大中华日报》。192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今日》杂志，宣传革命。其后历任武昌《商大周刊》主编、武昌法科及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与、邓初民等人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从事学术著译与出版活动，同时在暨南大学、政法学院等校讲学。次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互济会。1932年起历任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广西大学教授，直至1939年逝世。著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问题》等，译有《物观经济学史》、《欧洲经济通史》及《西方美术东渐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