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是作者王学泰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监狱琐记》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另一条线索》《水浒识小录》《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式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江山如有待》《往来成古今》《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监狱琐记》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王夫之评选）。

小引
一 “复杂”与“故事”
二 我的第一个“监狱”
1 “监狱”的分类
2 山雨欲来
3 我的第一个监狱
三 我的第二个监狱
1 摩托车上间隙
2 半步桥边K字楼
3 “号间门偶向人开”
4 预审、逮捕、审判
5 K字楼的吃
6 K字楼中的日常生活
7 K字楼中的犯人
8 上诉期，地震与悲痛的父亲
四 我的第三个监狱
1 北京第一监狱
2 “文革”末期的监狱
3 初进三中队三小队
4 编写节目
5 三中队其他犯人
6 狱中来了新犯人
五 监狱常事拾零
1 接见
2 在监狱中患病
3 大墙里面看电影
六 平反现场
1 改革的先导——平反冤假错案
2 平反现场
七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1 归来
2 市高法接待站
附录一 生活的第一课
附录二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附录三 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一 缘起
二 铺开
三 “罪行”
四 处理
五 改正
六 重聚
附录 四野驴顾惟乔
一 独特的1960届
二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三 博学的顾惟乔
四 悲惨的顾惟乔
附录五 号子里的战争——评《号子里的人》
附录六 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
后记

东坡有诗云：“人生到处
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
计东西。”人生真是如光如
电，还没有盘算一生何以自
处，似乎生活还没有迈开脚
步，便已经两鬓斑白，光荣
退休了。现在工作停歇了，
但大脑依然活跃，人老了，
忆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
独坐无事，或躺下难以安眠
的时候，往事就像过电影似
的一幕幕出现在面前，真是
酸甜苦辣。仔细思量，以苦
为多，可是现在想起来却不
感到悲哀，大约正像俄国诗
人普希金的名诗《假如生活
欺骗了你》中所说“而那／
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
的／怀恋”。
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是
个后世难以理解的大时代，
也就是社会大转型的时代，
怎样完成这个转型？言人人
殊。许多人不仅是“言”，而
且起而行之。这样，在短短
的一百年中，不停顿地改革
、维新、造反、革命、革革
命……生在这样的时代，个
人、特别是普通人简直如一
粒尘沙，可以忽略不计的。
个人的生活或说自己对生命
的安排是不需要、不必要、
也不可能的。一生或者听从
他人摆置，或者任由命运拨
弄。我的前半生沉浮都是由
外部力量决定的，如同汹涌
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知道
方向，也不知道彼岸，飘飘
荡荡，一晃几十年。回忆起
来，没有业绩，没有收获，
甚至没有历史，没有痕迹，
留下的只有一些不太清晰的
模模糊糊的记忆，真似飞鸿
踏雪，那计东西。这里采撷
一些片断，免得雪融冰消，
只“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
干净”。

本书刻画了动乱年代号子里的种种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全书共分七个篇章，篇末加六个相关附录，部分内容曾经在《悦读》以《鸿爪掠影》篇名发表，关于三个案情特别的高干子弟的文章，亦在《文史参考》刊登。诸文均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二三十年前，与朋友常
常聊起过去的故事。年龄大
一些的往往会说起解放前的
学生运动，如何反饥饿、反
内战、反迫害，也会说到整
风反右；年龄小一些的则会
说红卫兵运动、停课闹革命
，当然更爱说知青下乡，偷
鸡摸狗。我年龄不大不小，
属于平庸的中间一代，没有
什么搏击风浪的弄潮儿经历
，更没有在风暴来临时一展
拳脚。我的青春年华与大多
数同龄人一样是在努力做“
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的告
诫中度过的。平常与人交流
都要戴上“政治正确”的假面
，我也很习惯说些大话、空
话、假话，尽管晚上躺在床
上的时候羞于把白天说过的
那些无用的正确话再过过脑
子。
“政治正确”的假面终于
没有像兰陵王的假面一样，
与真面合为一体。我眼中看
到的和心中想到的一些不合
时宜的意见，还不免要流露
出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
“话痨，管不住自己的嘴”；
毛泽东上升到理论高度来看
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总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于是霉运、噩运，如影
随形，不期而至。先是被划
为反动学生、下乡劳动改造
四五年。好不容易分配了工
作，生活刚刚安定，又被偶
发事件打入监狱，一出头就
判了13年，幸有1978年的
平反冤假错案的善政，得以
逃脱樊笼，我仅仅在那里待
了三年半，幸莫大焉。所以
我常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并非是套话。
这一连串倒霉记录，也
成为闲聊的话题，朋友们当
作趣事来听，因为文人笔下
常提到“蹲监狱”，但绝大多
数并没去“蹲”过，因此觉得
新鲜。有人还撺掇我，何不
把这些写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比你那些嚼甘蔗渣的学术
文字有意思多了。我没有接
受这种撺掇，因为当时没退
休，就以此为业，或者说制
造“甘蔗渣”云云，也是必不
可少的。
2002年退休，回家安度
晚年。又赶上孩子出国读书
，需要钱来支持。那时许多
“都市报”都在提倡一种叫“
时评”的文体。这种文字实
际上是杂文的变体，杂文风
格是冷嘲热讽，令人疑神疑
鬼，而时评变为直率的、表
层的批评。这种体裁很受欢
迎，但作者似乎不多，因此
稿酬较高。我曾被多家“都
市报”约稿。这种东西写起
来说容易也容易，好像参加
个讨论时事的小组会，在会
上发个言，说上20分钟就合
一千多字；说难也难，评论
的问题五花八门，很难逆料
，题目往往是报纸评论部的
编辑们在下午5点半吃晚饭
时商量好了的，6点钟把要
评论的题目打电话过来，告
诉作者，晚上9点交稿，两
个半钟点，1700字。这有
些像考试答卷，适于思维敏
捷的青年和中年人干，我写
时评时已经六十多了，垂垂
老矣，有位年轻朋友笑我是
“挑水的回头——过井（景
）了”。现在孩子已经成家
立业，我如古人向子平，了
却儿女婚嫁事，可以从吾所
好，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
。“叙往事”只是想写内容之
一，当然发表却需要机缘。
通过陈四益兄介绍得以
结识上海褚钰泉先生，他办
大型杂志《悦读》，期期相
赠。杂志办得不错，收到后
不敢说通读，每期起码要读
上一半。它不仅给我带来了
阅读的愉悦，也使我增长了
许多知识。读了一二十期后
，只看不写，逐渐升起一种
吃白食之感。于是在钰泉兄
的盛情邀请下，开始回报《
悦读》，为其撰稿，首选题
材就是酝酿了二三十年的监
狱生涯。名为《鸿爪掠影》
，在《悦读》上连载。连载
时便受到一些出版社注意，
待连载完成后，就有此书的
策划。
这些年史学界很重视史
料学的开发，大多数人认为
，个人提供的史料中最不可
靠的是回忆录，最可靠的是
日记。这是一般规律，我很
赞成，但也有许多例外。“
日记”就百分之百可靠吗？
且不说它受到写作者本人资
质的限制，有的日记写作时
就是为了给他人看的，立意
作伪。远的如清代翰林们的
日记，当时他们记日记是要
在翰林院中传看的，特别是
领导也要看，这样的日记会
不会有意造假？近的如
1963年倡导学雷锋时，由
于雷锋以日记名世，当时我
正读“大三”，班上有位老兄
就写雷锋式的日记，又怕同
学们看不到，往往把他写好
的日记放在床头桌上，以诱
观览。有好恶作剧的同学便
打开他的日记用怪声怪调朗
诵，引得全宿舍同学哄笑。
如果这种日记偶然传世、有
何价值？想一想慈禧为了罢
黜光绪，连病案都能伪造，
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伪造呢？
前几年，笃信病案真实可靠
的医生们断定光绪早就病危
，他早慈禧一天而亡也是自
然死亡。待到光绪遗体出墓
，发现其身上有大量砷遗留
时才不得不承认他是被砒霜
（三氧化二砷）毒死的。这
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手写的文
件同样是不可靠的。因之，
史家们对于史料还要善择，
不能以体裁看高下，什么都
有“例外”。
当然，以上的感慨不是
说自己提供的信息就百分之
百的真实可靠。人的记忆是
有选择的，特别是日久天长
，记忆逐渐模糊。至今我仍
能保持三四十年前的记忆，
是靠经常说，说一遍，就加
深一层记忆。另外，还靠我
从监中带出的一些读书笔记
。过去是片纸不能出监的，
我是大规模平反

一 “复杂”与“故事”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通过考试，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七位所领导都同意（五位正副所长、两位书记），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她说，王学泰历史太复杂，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他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有什么复杂的？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陈先生说得对，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上二年级。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遑论“三青团”！每天早晨上学，看见童子军，戴着圆形帽，手执军棍，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手是否洗了，脸是否干净，十分认真而神气，还有点羡慕呢。“童子军”是那时最低龄的组织了，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管理的份儿。
其实，我的历史真的不复杂，可以说七岁以后，不敢说每天、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活了六十多年，从学校门，到单位门，没有离开过国门。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包括“文革”当中，五花八门的组织林立的时候。然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应了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她说：“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我说：的确，大故事，或说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120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最多能装200市斤小麦，120万斤可装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平放1000袋小麦，6000袋要码6层，相当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怀疑“大跃进”，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厉批判，肃清流毒。于是召开我校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当时风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动不动就要“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辩论”我的“反动言论”。许多同学慷慨激昂，上场发言。大会收尾时，那位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当时称作“团政委”）当场宣布，把我开除回校，不许我在这里给“大跃进”泼凉水。这是我在众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着头，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气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待回到城里地处骑河楼的学校，留校的师生正在做大炼钢铁的准备，我怕被同学问起，就没有回学校，每天跑“北图”看书，以消磨时日。下乡同学回校后又在班上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时又加上一条新罪行，就是逃课、逃避“大跃进”。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大学毕业之时。从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以来，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学校领导、教师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扫描一切，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为1962年秋选举班干部时，没有完全服从系总支的安排，在一些人的策划下，选了一两个违背领导意志的班干部，这就成为近似“反革命事件”的“选举事件”。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后被定性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毕业时，我们这个班（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一些“选举事件”中的“积极分子”都有些紧张，预感到要被整。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中剑拔弩张，充斥着紧张气氛，系里领导做出了“打人状”，许多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毕业这关不好过，非得脱层皮不可，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1964年的大学毕业“鉴定”与往年不同的是，在鉴定之前，先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应届毕业生在“清理思想”的基础上再作鉴定。这个运动的公开“说词”是每个同学要在毕业前，把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轻装走向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前年，我在北京档案馆查资料时，看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他讲这次鉴定的目的就是考察学生“政治思想、立场方面的根本问题”，以供领导掌握。要求下面主持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要特别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要写上档案，“可供使用人单位对他了解”。对于那些通过“保卫手段”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不必找学生谈，但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可见当时“清理思想”和“毕业鉴定”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