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1910-2005），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荣誉奖。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全集》20卷，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
，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
。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
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
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
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
时《世纪评论》之约，而
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
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
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
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
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
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
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
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
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
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
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
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
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
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
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
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
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
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
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
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
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
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
帅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
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
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
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
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
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
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
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
，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
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
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
，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
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
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
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
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
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
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
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
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
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
，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
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
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
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
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
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
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
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
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
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
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
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
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
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
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
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
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
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
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
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
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
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
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
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
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
，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
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
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
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
《江村经济》、《禄村农
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
。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
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
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
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
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
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
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
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
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
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
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
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
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
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
，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
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
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 这个名词来指称。
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
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
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
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
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
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
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
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
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
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
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
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
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
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
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
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
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
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
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
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
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
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
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
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
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
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
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
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
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
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
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
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
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
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费孝通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在这本书里，费先生不是对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
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
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
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
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
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
，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
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
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
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
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
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
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
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
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
。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
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
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
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
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
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
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
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
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
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
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
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
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
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
冬大在山里遭遇了不幸，
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
，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
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
，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
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
》。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
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
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
在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
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
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
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
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
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
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
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
一本《禄村农田》。后来
得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
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
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
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
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
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
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
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
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
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
绰号。
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
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
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
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
》、《玉村土地与商业》
、《洱村小农经济》，史
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
、《个旧矿工》，谷苞先
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
》，田汝康先生的《芒市
边民的摆》、《内地女工
》，胡庆钧先生的《呈贡
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
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
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
和写作，甚至抄钢笔板和
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
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和《
玉村土地与商业》改写英
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
一书，《昆厂劳工》改写
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
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
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
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
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
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
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
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
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
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
》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
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
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
联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
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
社会学的理由，我不能不
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
代社会学的趋势。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
最年轻的一门。孔德
(Comte)在他《实证哲学》
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
不过近一百年，而孔德用
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
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
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
的统称。斯宾塞(Spencer)
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
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
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
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
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
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
意想得到的。
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
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
》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
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
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
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
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
，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
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
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
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
根据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 一书写
成一本《美国人的性格》
，并在这书的后记里讨论
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
在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
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
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
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
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
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
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
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
成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
。去年暑假里，张纯明先
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
期撰稿，盛情难却，才决
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
，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
，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
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
加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
了一下，有好几篇重写了
，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
不是他们的督促和鼓励，
我是不会写出这本书的，
但也是因为他们限期限日
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
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其
中有很多地方是还值得推
考。这算不得是定稿，也
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
尝试的记录罢了。
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于
清华胜因院
(据《上海观察社》1947
年版排印）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
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
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