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新近出版的著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引发较大社会反响，2010年4月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同年，当选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2012年，《浴血荣光》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双百”出版工程首批重点出版物。

《浴血荣光》

从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

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

列宁去世的时候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大钊就义时还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朱德31岁参加护法战争。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不到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寻淮洲21岁担任红军军团长。邹容18岁写《革命军》……

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苦难辉煌》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冲撞与较量，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苦难辉煌》书摘

地火

苏俄在中国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