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风格主义
阅读是行动的问题，是长期的审美经验，也是个体化的实践。阅读活动只出现在某种方法中，也只能依靠某种方法才能发生，或许这是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但也是最困难和最具决定性的一点：跟所有其他实践一样，阅读有自己的风格主义。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行动，而是行动的方式；不只是阅读，而是阅读的风格。然而，在审美的契机下，实践的方式就是实践的内容；阅读的风格，即“怎样读”，就是阅读经验的内容——最终被个体化了的内容。个体化不只是意味着虚幻地选择自己可能区别于他人的微小不同或特性，不是要通过阅读显得与众不同，而是说每个人都在阅读中投入生命的曲线，嵌入可供分享的形象，在自身内部的可能性中融入导向和歧化的能力。
在人类所有的实践中，我们所经历的不是赤裸的生命本身，而是生命的形式，我们的行动不是像涂了一层釉一样被穿戴上一种风格，我们的个性也不是被“分配”了一种方式，不是这样，风格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实践的能力和我们的道德，而方式就是我们的存在。“不能与其形式分割开来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在它的存在方式中，流经着生命本身；在它的存在过程中，穿行着它的模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定义了生命——人的生命。在生命中，所有模式、行为和生存进程从来都不能被简单地归为事实，它们总是而且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它们总是而且首先是生命的能量”。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展示和探索他所是的存在体，而且开发存在的方式，甚至解放人类的某种可能：生命体的形象和嵌入事物的形式，在外部世界进取的方法和维持它的努力，表达的模式和行为的方法，从定义上来讲都是可分享和可普及的，蒙田将之称为“形式-主人”（forme-ma?tresse）：内部的主人，它不一定试图“表达”我们，却无可救药地附着于我们；它不一定“识别”我们，将我们与他人区别开，却赋予我们生机，在所有事物中激活和展现我们。
这个“形式-主人”就是我们冒险向世界探出的形式的思想，我们在自身内部和外部都能发现它，而文学则直接参与这种自我风格化模式的进程。有人将生命当作井然有序的叙事去穿越——利科和萨特都是这样，对他们来说生存的形式一定是叙事的形式，他们将生活看成一部小说；有人则更愿意将生命的曲线视为（解释为、促成为）一段循着一定节奏，和谐或混乱的乐曲：当尼采用音乐来哲思，当巴特坐在钢琴前，当萨特也以略有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坐在钢琴前，他们都在寻找一种节奏（“永远不会有人，”普鲁斯特写道，“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懂得追随我们那不可捉摸又神秘的节奏”）；又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生命既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首乐曲，生命是意志或能力积极创造“存在感”的英勇实践——这样的人有之前提到的尼采、波德莱尔、波朗、德勒兹，还有夏尔吕斯（Charlus）；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是内心的战役，其中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存在的多种可能互相对抗——米修和贝克特是这样，普卢姆（Plume）和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也是如此……我有意举出思想家、诗人和小说人物而不加区分，是因为所有主体性的类型在这里都同等重要。他们中每个人都代表一种风格，在面对同样事情的时候，他们有着自己理解人与事的方式，自成一体又不停地变幻着原有的样子。所有行为，签名也好，散步也罢，都涉及存在的方式，主动显露它，从而确定或改变它，并借此重审我们感知和显现的方式，以及我们被事物触动和我们赋予这些事物意义的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有着完全调式的秩序，他将“理解”定义为伦理关系中的“存在方式”：与世界、自我和其他风格的关系。这里没有审美的例外，阅读也只是个例，是众多自我调式化练习中的一种，是我们所有行动铸造最终风格的一种行为——感知的实践、工匠的态度、语言的使用……
P18-21
玛丽埃尔·马瑟（Marielle Macé，1973-），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语文学教师，纽约大学客座教授。有名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有《20世纪法国文学流派史》。
张琰，任教于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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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日：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c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文学如何影响存在，阅读如何影响我们的存在风格？玛丽埃尔·马瑟著的《阅读（存在的风格）（精）》带领我们穿越法国文学的长廊，遍览普鲁斯特、萨特、罗兰·巴特等作家兼读者的叙事风格和阅读体验。文学的风格是栖居于世界的方式，它给予生活真正的形式建议：“风格的选择，永远是价值的选择，是个人所持有的对某个世界的选择。”玛丽埃尔·马瑟如是说。
阅读是一种风格化行为，孕育着主体自由存在的可能。开放的要求是阅读的真正动力，追随新的作者即追随新的可能，激发着读者那找寻的快乐或被俘获的愉悦。阅读中自我与自我形式的对抗产生出新的塑形，自我风格与其他风格的碰撞促成了精神生活的风格化：在文学风格的力量面前，个体回到他自身，既有力地自我证实，又重度地自我迷失，并因此而开启自我的改变。赋予存在以风格，是属于人类的特性。对文学的风格施以真实的注意，可以让我们在自我身上尝试，甚而实现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
玛丽埃尔·马瑟著的《阅读（存在的风格）（精）》是一部思想随笔性质的著作，旨在引导我们理解阅读过程中的种种体验。作者在书中对普鲁斯特、萨特、罗兰·巴特等人的阅读经验和叙事风格一一作了分析，阐明了阅读与主体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阅读是一种风格化的行为，它赋予主体发展为自由存在的可能。与其他风格的碰撞促成了精神生活的风格化，对文学的风格施以真实的注意，我们才可以最终在自己身上尝试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