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代一百年》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回望百年”，回顾了晚清政治改革中改良与变革的互相博弈；第二编为“重建晚清历史细节”，重新分析了甲午战争、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第三编为“百年文化启蒙”，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失经验。

马勇，知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第一编　回望百年

以改良反制革命 3

从维新到新政 4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5

改良确实一度反制了革命 8

清末官制改革的启示 10

皇权边界 10

以责任政府为皇权分忧 14

错失良机 18

......

《回望：近代一百年》
里汇集的是我多年来随写随
发、长短不拘的一些文章。
这一次它们被秦青、李文或
两位资深编辑找出来，精心
编排成一个似乎还有主题和
体系的小册子。没有秦青、
文或的辛勤工作，以及明哲
兄、蒋浩老师的敦促、协调
，肯定不会有这本书。
   历史学是我的专业，近
代史是我很长时期的一个研
究重点。近代史在过去的一
百多年中，经过几代学者的
努力，从一个学术性不强的
泛政治化课程逐渐规范化。
今天的近代史研究，就学术
规范而言，与中古史、上古
史等学科，并无很大差别了
。
   

过去三十年，我也随着
这个学科的成长而进步，就
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写出
自己的心得。读书时，先生
们总是告诫我们对于自己的
写作要格外慎重，不要给自
己留遗憾，“悔少作”。因而
我在写作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是求异而不是求同，与前贤
时贤相同相似的就不去写了
，尽量说点自己不一样的心
得。
   

我虽然并没有真正做到
陈寅恪那样的境界——别人
说过的我就不说了，自己说
过的也不说了，只说自己最
近的阅读与思考，但我确实
尽量做到中立客观地讨论学
术，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
有一点心得就说一点心得，
假如没有新意，我也就不说
不写了。这样一来，我的研
究感觉好像总和别人的有点
不一样。
   

其实，任何学术进步都
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
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研究。
我个人的研究也不能够超出
这么一个规律。没有对前人
作品的阅读、思考与吸收，
历史学不可能进步。
   

过往四十年，中国历史
学尤其是近代史，发生了颠
覆性的变化。我回想读书时
、刚人道时学术界对一些问
题的看法，再看我们现在的
讨论，很多时候都觉得恍若
隔世，真不相信变化如此之
大之速。
   

四十年间的进步，基础
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很
多我们几十年前很难见到的
近代史资料，今天却可以轻
易获得。这一方面是因为时
间让许多历史问题逐渐脱敏
；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实在
改写了知识生产的程序，过
去以为有些资料肯定是看不
到的，现在点几下鼠标就行
了。
  

知识生产方式的进步，
观念的调整，都使我们对近
代中国百年史的评判有了新
的可能，使我们有可能不是
从狭隘的立场讨论近代百年
的是非得失、恩怨情仇，而
是从大历史、全球史的视角
回望反思这段历史。
   

许多研究者将近代百年
定位为“悲伤”、“沉沦”的历
史，对此我并不反对。我的
一点新提示是，我们在讨论
百年悲伤沉沦的同时，也一
定要看到中国的进步。简单
而言，对这个进步有两个观
察视角。一个视角是，假如
我们承认现代化、工业化是
中国无法绕开的路，那么就
应该承认近代百年的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尽管还有很
多不足，但毕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短短的百余年中
诞生了为数不少的中心城市
，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另一个视角是，我们也
必须承认一百多年间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变化巨大。回想
乾隆朝马戛尔尼的来华，道
光、咸丰朝与西方的冲突，
至清末民初，不过百余年，
中国就从边缘重回世界舞台
的中心，甚至参与两次世界
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安排。 

从大历史去定位近代百
年史，我们很容易看到这就
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
个重要节点，中国从西周建
构的农耕文明中走出，创造
着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历史巨
变已经起步，已经跑了一段
路，但距离一个全新的现代
国家尚有漫漫征程。所以，
我的意思是，回望百年，进
步多多，成就巨大，但从大
历史看，中国仍在突围中，
有赖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继续
奋斗。     

是为序。
   

马勇
   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

《回望：近代一百年》里汇集的是作者多年来随写随发、长短不拘的一些文章。
   本书以晚清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的通路为主线，具体收录了《以责任政府为皇权分忧》《别了，皇上》《体制认同中的抱怨与哀鸣》《民变：革命的背景与铺垫》等文章。

以改良反制革命
   当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时，确实遇到剧烈反抗，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单单这些历史名词就让人胆战心惊。不过，经过几十年强硬镇压和柔性安抚，满汉之间的冲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浓厚种族意识的大知识分子外，汉人实际上已接受了满洲人统治中国的事实，种族之间的融合虽说没有全面开始，但在下层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不再那么激烈，即便到了鸦片战争，汉人也没有利用外部危机而发难。直至甲午战后，方才发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种族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甲午战争的真相，国内民众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读书人也没有多少人明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只有从国内前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并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能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体制，在清廷的腐朽统治。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认识的，就要这样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三个月后，孙中山就在香港数度游说日本总领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装反清。那时中日战争还在进行，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日本人一定会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他们的目标除了领土、赔款，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中国市场，准许日本资金自由进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孙中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了。
  

这场未遂的广州起义究竟对清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后开始的维新运动，多少具有防范革命发生的背景。维新运动就是要解决体用两分、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些改革。这无疑是对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种曲折迂回的回应。
   

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危机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在稍后的一百天里，年轻的光绪帝发布了数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中国引领至日本明治维新的轨道。
   激进的政治变革无疑超过了社会的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弹，引发了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大逆转，维新终结，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个，即怎样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几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然而我们看到，当维新运动终结之后，所谓政治上的大逆转，恰恰与近代中国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清廷不是引领中国迈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与世界隔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统治者在面对这场运动时，确实没有光明磊落，确实有利用其排外情绪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图。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剧，当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中国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辛丑共识”的意义。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顺应潮流的道路。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辛丑共识主要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民族危机。这个危机除了民族主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势力日趋壮大，反清反体制已经不是几年前那样小敲小打的零星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行为。1900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危机随着八同联军进北京，中国知识界中的一批精英不是想着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大有趁此机会重建中国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极端激进的章炳麟。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
   

为了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清廷这次是动真格的，毕竟只有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独立、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等，都有许多新气象。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发展了；随着教育改革，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被废除了；至于司法，两千年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选择，所有官吏其实都是司法官，现在不一样了，司法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司法本身的分权制衡也在那时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
   

新政的政治进步是明显且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方向性选择，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也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和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一样，都是行政独大行政主导的产物，从政治架构上说就是君主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