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其著作还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序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第二章 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
第三章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
第四章 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目标与苦行价值观
第五章 巴黎公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反映
第六章 对毛泽东的崇拜
第十章 毛泽东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
第八章 乌托邦的形式化：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注释
参考文献(一)
参考文献(二)
索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面临着一个严酷的悖论。
在人民共和国早先的几十
年间，那时中国还很贫困
，物质匮乏成为其追求社
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未来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各种景
象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当中国从经济匮乏
状况急速转变到一种相对
富裕的境域时。未来社会
主义社会的乌托邦景象则
几乎被人们遗忘。正当社
会主义的客观情景被逐渐
现实化之时，建立一个社
会主义社会的主观意志则
有所消解。
如何解释这种不和谐
呢？对许多观察者来说，
这个貌似真实的悖论能被
简单地加以阐明。在马克
思的乌托邦阅读与经济不
发达的联想之间，历史地
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组
合，对此存在着广泛的争
议。这些观察者的观点被
称之为具有影响力并被泛
化了的“现代化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马克
思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针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
产阶级，毋宁说主要是针
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
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
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则仅
仅开始一个现代工业主义
痛苦的旅程。按照这种理
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所
针对的问题，是在早期工
业化社会中，人们根除传
统经济模式的主观意愿和
满足社会生活的心理需要
，这种意愿和需要表达了
一种被浪漫化了的，但却
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殇逝
乡愁，并刺激出了平等主
义乌托邦的未来幻梦。与
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
识精英所独占，并被发展
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意识形
态。但是当下的这次现代
工业进化已经发展到如此
充分成熟的阶段，以至于
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其历
史的“活的灵
魂”（raisond'etre）。教
义变成了仪式，并最终逐
渐褪色消失。正如马克思
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
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
自己的掘墓人一样，现在
，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
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基
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对自
己的否定。
这种理论还认为，无
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
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者
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
了自己掘墓人的这一命题
，是在不发达的经济土壤
中开花结果的。在这里，
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
意识形态”（即与“批判的
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新形
态——译者注），并需要
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
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
会主义倾向的各式革命，
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
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20
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
。而且根植于这一土壤之
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经
过一个工业发展时期之后
，已经或早或迟地把自己
容纳进了占优势地位的世
界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范之
中。
总之，几乎所有各种
版本的“现代化理论”都假
定，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
，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
还是对于任何形式的鸟托
邦主义来说，都是无益的
。这种争论正在由它所唤
起的准辩证法意象的形式
（意指所谓“马克思主义
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
创造物质基础的形式中生
产出了对自己的否定”—
—译者注）中进行着。
然而，在我看来，虽
然这些争论目前仍然被充
分地关注，但我们没必要
对此纠缠不休。因为这样
就将把人类交付给久远的
资本主义未来去托管。这
种未来当然是一种广泛的
假设。借用资本主义和“
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普世
性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已
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高声预言：我们正在迈
向“历史的终结”，未来肯
定是一个当下之逐渐延伸
的平庸信念。但是，对于
那些把历史视为过程而不
是停滞的思想来说，“历
史终结”的观念则是一种
沮丧的期待。而且，这种
关于历史在其现行资本主
义阶段已经走到了顶点并
且已经终结了的假设，使
人特别地悲哀。然而，就
资本主义而言，其自身巨
大的生产力已经带来了不
断拓展的开发、日益增长
的异化、各民族间怪异的
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
愈加频仍的战争，而且这
些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
模极大的范围内持续地展
开着。那些能创构不同且
更好未来的人们，假如你
愿意的话也可称他们为“
乌托邦徒”（“utopians”）
，将会拒绝关于在现行美
国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
主义典型化身之中，历史
已经走向终结的观念。
对那些不屑于“历史终
结”诡称而继续为完全崭
新和真实的人类世界努力
奋斗的读者来说，这本书
的中文译本将会对他们有
所助益，这也是作者所期
望的。但也必须承认，这
部由8篇论文所组成的论
著，对于未来所提供的消
极教训要多于积极范例，
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在社会
主义景观曾经昌盛之时，
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
时代所做的研究，是关于
当乌托邦期望远远超越了
其赖以实现之物质基础之
时所发生的事情。“大跃
进”运动（campaign）的
悲剧就是这种多重不和谐
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然而，今天的中国正
在开始享受半个世纪巨大
经济进步所产出的果实。
或许，新生的几代人将会
着手把新增的物质成就与
旧有的社会主义期望结合
在一起。把成长中的物质
丰盛与经一个多世纪奋斗
所锻造出来的强劲革命传
统相结合，这可能是给中
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理想，提供的最好机

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代表作，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典型分析思路和论证风格。作者以自己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力，试图全方位地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著作中所谓“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内涵。作者认为，如果失去了以追求未知世界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人类减低或放弃了自身的创造能力。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充分保持了“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毛泽东也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一、历史与乌托邦
刘易斯·芒福德有一次曾经指出， “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芒福德还指出，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把这个词引入了现代政治论述，并指出其两种截然不同的希腊语来源：eutopia玩的意思是“福地乐土”，而outopia的意思是“乌有之乡”，从而意识到这个词的两种含义。
“乌托邦”的词意含糊——既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反映了乌托邦思维方式固有的含混性以及它同历史的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然而乌托邦一词的模糊含义恰恰是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缺点。正因为乌托邦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的确是某种在历史上未必会有而且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理智的和历史的持续活力。乌托邦幻想的历史意义和效用一直为人们所注意。乌托邦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概念与现实的世界发生抵触，就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一种希望感，从而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
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同时摒弃历史和乌托邦，历史发展的进程就绝不可能完全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来塑造。假如乌托邦业已实现，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历史意义了。因为历史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包含着过程和变化；而乌托邦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应当是静止的、不动的、无生命和枯燥的状态。如果乌托邦已然实现，就将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在启蒙运动导入了把历史看作进步这种观念以前，乌托邦和历史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或者至少还没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乌托邦思想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截至18世纪末叶，西方世俗的乌托邦思想的悠久传统，既不含有历史的期望，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正像朱迪思·希克拉曾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先生及其效法者，乌托邦都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是一种现实道德判断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定。各种古典的乌托邦反映了它们的创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且至少是常常隐含地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弊病给予彻底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当然是“历史的”东西。卡尔·考茨基把托马斯·莫尔看成是“空想社会主义之父”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他把莫尔《乌托邦》一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详细图景解释为16世纪英国的“针锋相对之物”则大概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莫尔把乌托邦这个孤岛想象成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那么他对这个理想的实现就不那么乐观了。莫尔忧郁地说，乌托邦社会是“我所憧憬的，但并不期待它随后就能实现”。他并没有号召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去按照他煞费苦心设计出的理想社会改造英国。
既缺乏历史乐观主义又缺乏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这也是中国传统中的乌托邦倾向的特点——至少在帝国主义侵入和中国接纳现代西方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崩溃以前是如此。著名的儒家“大同” (大和谐的王国)概念就属于一种理想化的不可复返的古代的朦胧境界。它被认为是不可复返的这一事实才使“大同”成为这样一个观念，它增强了而不是损害了儒家顺应往昔世界的愿望。两千多年来，儒学中并非正统的“公羊”思想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世纪末才按照近代西方关于进步的观念和学说被重新解释为乌托邦式的思想。另外，世俗的道家乌托邦f这有别于流俗的道教，道教有时变成与农民起义相联系的救世思想1，如庄子的“至德境界”，绝未摆脱道家主张的使社会政治活动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训诫，也未摆脱道家对历史的谴责，即认为历史是对自然状态的疏远化，也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疏远化。
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世俗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有可能出现以前，在西方就已呼之欲出了。但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三大冲击把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联系起来，世俗乌托邦思想才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这二者的结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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