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本书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史论结合得当。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再版前言
前言
第一篇 探寻新道路
第一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二 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
三 八大的局限性
四 八大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章 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的开始
一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
二 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三 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全民整风
四 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第三章 1958年“大跃进”
一 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的批评
二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三 “‘大跃进’口号是个伟大的发明”
四 毛泽东：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五 成都会议的两本账
六 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
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八 一种新构思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
九 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十 北戴河会议的决策
十一 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
第四章 八个月纠“左”
一 划清两个界限
二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三 不能陷入超阶段的革命空想
四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五 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
六 指标定高了反而会泄气
七 毛泽东的矛盾
第五章 庐山会议的逆转
一 会前党内外的思想状况
二 毛泽东谈“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三 “神仙会”
四 彭德怀上书
五 张闻天发言
六 政治反击和历史清算
七 “反党集团”
八 何以发生如此错案？
九 全党“反右倾”运动
十 “包产到户”的挫折
十一 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
第六章 1960年“大跃进”
一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
三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四 艰难的维持
五 毛泽东总结十年工作
六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 紧急指示信
八 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
九 全力保钢
十 三年“大跃进”的代价
第七章 军队的磨难
一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二 1959年的反彭黄斗争
三 1960年的反谭政斗争
第八章 中苏关系的破裂
一 分歧起自苏共二十大
二 中共对苏共领导人的批评与支持
三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
四 苏共领导人要求批判南斯拉夫
五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之争
六 国庆10周年时不愉快的会谈
七 共运战略与理论上的分歧
八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冲突
九 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
十 81国党代表会议
第二篇 克服困难的斗争
第一章 工作方针的转变
一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二 人民公社60条
三 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
四 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
五 一批工作条例的制定
六 甄别平反轮训干部
七“已经丧失一年时机，再不能犹豫了”
第二章 坚决调整后退
一 七千人的盛会
二 “现在类似非常时期”
三 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
四 大幅度调整的决策
五 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第三章 政治关系的调整
一 与民主人士、人民代表坦诚沟通
二 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 统战工作的调整
四 侨务政策的调整
五 民族工作的改进
第四章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 再用3年调整
二 国防科研和工业的发展
三 “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
四 调整胜利完成与“四化”目标
第三篇 “反修防修”的迷误
第一章 八届十中全会前党内思想状况
一 刘少奇在纠正错误中对路线的维护
二 经济形势估计上的差异
三 “包产到户”的重新兴起和争论
四 甄别平反的界限与彭德怀的申诉
五 国际环境与王稼祥的建议
六 毛泽东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最初看法
第二章 八届十中全会上“左”倾理论的升级
一 北戴河会议的议题与毛泽东的变化
二 批判“三风”
三 “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五代到十代”
四 公报的断言与过渡时期理论的迷误
第三章 四清和五反运动
一 目的是“挖修根”
二 两个“10条”
三 “三分之一”的估计与“追根子”
四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五 夺权的样板
第四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 “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
二 文化战线的形势估计
三 京剧现代戏会演
四 “哨兵”江青
五 一批文艺作品和代表人物的厄运
六 “理论权威”康生与学术界的风波
第五章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加剧
一 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批判
二 中苏两党矛盾的重新激化
三 尖锐激烈的两党会谈
四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五 一次改善关系未成功的努力
六 “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的提出
七 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

《凯歌行进的时期》、
《曲折发展的岁月》、《大
动乱的年代》是1989年河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949-1989年的中国》中
的三本，承蒙广大读者的厚
爱，这几册曾多次印刷，常
销不衰。这套书在当年引起
的社会反响，曾被龚育之先
生誉为“当时是名声很大的
书”。龚先生在《读林蕴晖
<走出误区>》一文中如是
说：“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
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
位专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
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
1949-1989年的中国》（河
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
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
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
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
史的书。那四卷书，当时是
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
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
批注的书。”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
个年头，鉴于市场仍有一定
需求，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
助，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专家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批准，使这三本书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
年之际得以再版，作为作者
是深感庆幸的。在此，我们
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
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
领导，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
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需
要说明的是，为保持书的原
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
付排。书中的不足之处，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2月

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的10年，是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曲折发展的1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
本书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

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
的10年，是中国基本完成三
大改造后，开始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曲折
发展的10年中，“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
挫折”，“党的工作指导方针
上有过严重的失误”。
成就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物质文化建设上有很
大的成绩，特别是工业、科
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绩
比较突出。二是培养出比建
国头7年多得多的各方面建
设人才。高等教育质量比较
高，出的人才和成果比较多
，一些老干部领导社会主义
建设的知识和才干，也是在
此期间显著增长起来的。三
是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
平、朱德、邓子恢等领导人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都有创见
。他们分别总结的宝贵经验
几乎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个领域。这期间的经验很多
，特别是在1958年年底第
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纠正“左”
倾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期间
，与过去相比，党和党的许
多领导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新见解
，例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
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
过程，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
发展为基础，不应把过渡设
想得短而容易；平均主义不
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
是平均主义，企图过早地否
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
需分配原则，是不可能成功
的空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存在是必要的，应该大力发
展而不应企图去压制和消灭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很长时
间里，应容许一些非社会主
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包产到
户等生产责任制是适合实际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
经营管理形式，不是背离社
会主义的单干、倒退；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有计
划按比例、综合平衡，要以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按照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安排
国民经济计划，要人民生活
与国家建设兼顾；社会主义
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
，在企业内部建立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
大会制，在企业外部试办托
拉斯，用经济的办法把一个
个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组织
起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既解决普及
教育和就业问题，又培养多
层次建设人才；社会主义社
会中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
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
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社会
主义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搞
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建设
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上
、生产上许多问题上的看法
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
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
去划分；要按照文学艺术的
规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等等。
还值得一提的，张闻天
在身处逆境之中，也对社会
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有
益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主
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
个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
一致性是基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中存在的几种差别不是
资本主义残余，消除的方法
不是与之斗争，而是发展社
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到共产
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新的革
命的转变，不是革命的突变
，而是和平的渐变；社会主
义的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社
会主义经济服务，党通过国
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无
比复杂，必须谨慎从事，等
等。
这许多认识虽然也有一
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否定，
但是它们为后来继续探索适
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留下
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这10年成就的意义，在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充分显
示了出来。当中国结束“文
化大革命”，党决定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并于20世纪80年
代初对国民经济实行新八字
方针进行调整时，处处可以
见到，中国赖以前进的物质
技术基础，有相当的部分是
在“前10年”中创造的；在各
条战线上所依靠和使用的得
力骨干人才，绝大部分是建
国17年中培养出来的，其中
“前10年”中的又占大部分；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
想文化建设等方面，也无不
大量借鉴和使用着“前10年”
所提供的有益思想和丰富的
经验。正是充分吸取和运用
了那时的好经验，又接受了
那时的教训，并在新的实践
中加以发展，才初步确立起
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因而也就更可以看
得出“前10年”重大成就方面
的可贵。
严重的挫折和失误，一
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二是
“大跃进”造成巨大困难；三
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对经济
建设和政治生活上造成严重
恶果；四是八届十中全会重
提阶级斗争，此后把国际“
反修”斗争中“左”的内容移
植到国内，开展“防修”斗争
，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总起来看，一是发展生产
力急于求成，伴之以生产关
系上急于过渡；二是阶级斗
争扩大化，包括社会上的扩
大化和扩展到党内。
这10年中的一系列失误
（特别是“大跃进”的错误和
经过“反修防修”斗争走向了
“文化大革命”最为突出）；
是由于党尤其是最高领袖毛
泽东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不
正确所造成。然而，党和毛
泽东领

第一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地建设这个崭新社会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要研究中国1956年及其以后年份的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状况。
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起，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人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尤其是东方大国新中国的出现并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切，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地积累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56年里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经济上，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这既使苏联迅速发展而站稳了脚跟，并经受了苏德战争的严峻考验，又形成一种统得过死、比较僵化的模式，转而限制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直至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皇俄国最高年份1913年的水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政治上，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和相伴随的。这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关。更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又主要是斯大林），没有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初步巩固之后自觉地扩大党内外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必要条件。过分集中而民主不足，个人崇拜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有重大缺陷，导致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长期以来，斯大林和苏共既有贡献，也有重大错误。帮助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苏共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实质上是苏共中央的领导，又加上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衡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准，使得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指挥、干涉他党他国事务的作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形式变了，作风未改，以苏联的利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推行苏联的模式，以与之相适应；在国际活动和外交上，要求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每一具体政策。由于有1943年德黑兰会议和1944年雅尔塔会议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又有战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出现和对峙，使得这种控制具备了客观条件。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不愿受苏联控制，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被斯大林视为异己的力量，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组织，并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一些具有独立性思想和要走自己建设道路的领导人，进行预防性清洗，制造了一些严重的错案。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一度怀疑是“第二个铁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发展的转变期。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进程。1953年3月27日，释放了一部分斯大林时期关押的政治犯，4月4日，对斯大林生前亲自部署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7月，除掉了身居一人（斯大林）之下、万人之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贝利亚，并开除其党籍，随即开始了陆续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1955年6月，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的态度是错误的，表示“衷心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的一切芥蒂。”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错误正面作了系统的揭露纠正，标志着这个转变期的结束。会前，苏共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