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心灵自然而然要信，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所以，在缺乏正确的对象时，它们就必定依附于虚妄。

——帕斯卡

我们可以指望着人类事务中的不公正，指望着特权、剥削和暴力。暴力在其能力范围内把一个人变成一种物，并造成最终积重难返的不公正。

但是，我们也能指望人们和社会运动的挑战，并通过挑战来限制这种残酷的事实。在一个时代里，这是一种复兴的宗教或政治传统，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但是每一次，总有一些人会断言那跨越了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藩篱的共同体的高贵、手足情谊及其可能性。

历史上尤为悲剧的时刻，就是这样的人或运动迷失方向的时刻，就是赋予它们特征的精神和目标在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时刻，就是对它们精神健全的准确评判成了尼采所谓的“我已经忘了我的初衷”的时刻。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越战中美国的反战运动上。

在广岛的阴霾下，美国人对容忍它有一种清楚的目标和道德承诺。目标就是结束战争。道德承诺就是拒绝将杀害合法化。“不是”，正如加缪提出的，“一个杀害不再存在的世界（我们不会那样疯狂！），而是一个它不再合法的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政治上的抽象会模糊反对我们的人，并在某种抽象中淹没那个人，从而为大规模暴力开辟了道路。我们知道，看起来似乎一旦我们在自由、公正或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那种个体人的责任，那么我们是否被袭击或轰炸、我们成为受害者还是刽子手，都只是历史的偶然。

这种道德承诺导致一项政治任务：发展理解和信念，支撑起世界机构的架构，以便能对抗战争的威胁。就在那天，田纳西州立法机关反对所有战争，并通过了世界联邦主义的决议。无论对阻塞此路的事物的分析多么不适当，为了能够不通过大规模暴力而解决国际冲突，人们对于建构起合法的政治过程的迫切需要有着广泛的共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政治主流已经学会《奇爱博士》①那种停止恐惧爱上——或者至少是依赖——炸弹的经验。然后，在越战的年月里，和平运动自身成了朝向无战争世界的进步必不可少的理解的障碍。正是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氛围中，我们重印加缪随笔《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反战运动刚开始时被反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激昂浪潮所支配，满怀希望。因为这是自“二战”后以来（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一些反对核测试活动中的主题除外），数百万美国人第一次向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叫板。但是，他们在政治、理智和精神领域内这样做，会大规模地歪曲在越南实际发生的情况，还会系统地摧毁健全的和平努力赖以建立的基础。

反越战运动至多是一种对反战的道德诉求的震撼人心、激励民众的展示。它向一种自以为是、十分无知的反共分子发起挑战，这些人会使美国失去在迈向不通过大规模暴力而解决国际冲突的过程中进行领导的可能性；它开启了公众讨论的途径，同时坚守公民在他认为根本上是不道德的政策因而拒绝合作的责任；它揭发了领导者在美国战争努力中所表达陈述的真假含混和完全虚假；它强迫我们的政府限制它对于军事力量的依赖，并接受包括寻求战争的协商解决在内的一些风险。

反越战运动的趋势走向复杂难测。宽宏大量和人道的价值可以助推反越战运动，同时那些价值继续坚持着它们针对美国政策的反对立场。但是，那种在领导者和从根本上转变所形成的观念背后的反抗，被继续错误地描述成一场和平运动。实际上，它变成了一场反美国运动，当这场运动中一些原初的反战理想主义要素与迥异的目标联合起来的时候，上述现象就会发生。

“和平”运动

为了抵制美国人对战争的歪曲，“和平”运动广为散布河内的消息。只有美国人的暴力被谴责。按照定义，一场反战运动本身必须关注所有政府和政治强力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但上述观念被抛弃了。目标不再是终止在越南土地上的杀戮，而是美国力量的撤退，无论这会对寻求战争替代品的东南亚人民或者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运动领导者对美国原地单边停火的建议，连同整个世界将越南带到谈判桌上的政治攻势，都嗤之以鼻，并加以拒绝；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被冠以“和平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当他们把签有“胜利”字样的信寄给河内的军事首脑时也是如此。人们对美国关于自己使用暴力的官方辩护做法的挑战，被他们自己针对美国的憎恨和暴力的辩护所遮蔽。那些曾将自己等同于越南苦难并反对所有在河内、西贡和华盛顿正在屠杀他们的民众，转而赞助人们到河内的旅行，在那里，“和平”领导人与战争中最难以宽恕的谋杀力量结成同盟。

尽管那些人中有大多数感到自己是这场反越战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拒绝这些观点，但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的根本特征。他们只从对他们自己政府的行为的愤慨里征求意见，并没有和他们开始就抵抗的新形式的政治力量相决裂。

当和平时刻自身成为暴力的新缘由的承载者之时，无战争世界委员会在1968年刊印了加缪随笔。《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首次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该报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报纸，加缪曾在纳粹占领期间及战后的短时间内帮助编辑此报。在其中，他列出了那个时代活跃的革命暴力的缘由，并且反对它的理解——武装起一个人以使他不致落入暴行中，是国际政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似乎是，帮助一场越来越易受到共产主义传播影响的和平运动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加缪对于为何一个人不能将道德超越谋杀的意愿和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的解释。

P2－5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恐惧的世纪

 保全我们的生命

 社会党人的自欺

 对革命的效颦

 国际的民主与专制

 世界在加速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朝向社会交往

理解力与绞刑台

 理解力与绞刑台

 悲剧的未来

自画像素描

 笔记Ⅰ

 笔记Ⅱ

 笔记Ш

 笔记Ⅳ

 笔记Ⅴ

 笔记Ⅵ

加缪的“悲剧”

这是一套诺贝尔奖得主思想人文类著作的选集，也是我们展示诺奖巨匠思想人文方面成就的一次尝试。

诺贝尔奖设立百多年来，彰奖的各学科巨匠已近干人。这些获奖者除偶有争议，绝大多数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一些更堪称学科史上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人物。然而，仅仅把这些诺奖得主视为学科中的巨人，未免唐突前贤。其实，他们的洞见与睿智绝非仅体现于自己的学科之内。智慧不分学科，见识超越疆界。这些学科巨匠，偶一涉笔于其他领域，亦往往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不领略这些精美之作的风采，于大师们而言可谓理解片面，于我们而言则不免误了几多美妙的风景，少了许多透彻的启发。因之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旨在展示诺奖大师们在思想人文方面的才情妙笔，给读者一席华丽深刻的思想盛宴。

这些诺奖大师，有些本就以哲学思想为业，则他们以其生花之笔为文，不似前代名哲般行文晦涩，而是尽态极妍、引人入胜，为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平添了文学的秀美生动。更多的则致力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同时对思想人文诸领域具有恒久深切的兴趣。他们或仰望星空，沉思宇宙奥理；或环顾九州，体恤民生疾苦。纵览历史变迁，则洞悉人类社会嬗变；反思个人遭际，则虑及理想制度建构。然而无论取向如何，他们一例有着深刻的历史洞见、透彻的哲学沉思、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妙不可言的如椽巨笔。我们精心选取这样的名著佳构编纂为丛书，亦是在强调这些著述，虽则有些已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尚为译界忽视不彰，然皆不失为诺奖巨匠之鸿篇巨制，值得把玩，亦值得赏读。

文学与哲学、意义与荒谬、局外人与反抗者，加缪的思想有着诸多面。他不止一次地面临绝望，但又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和他人不要深陷于这种绝望；他内心倾向于愤世嫉俗，倾向于特立独行，但又一次次地抵抗着这种深藏的诱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是个普通人。这样矛盾的情绪、冲突的思维就潜藏于加缪的论著中，读者在行文中未尝不能体会到童年的贫苦、疾病的折磨和对死亡的独特感受对加缪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加缪是细腻的、敏感的，也使得他在政治激流中作为一个静观者。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政治主题的随笔。加缪反对对杀戮手段的合法化，坚持一种相对的乌托邦理想，希望通过国家间的联合，建立起一种普遍秩序。第二部分“理解力与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六章笔记。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但相信读者还是能够从加缪那略带阴郁的文笔中感受到其中的理想和现实、过去和当下、绝望和爱、丑和美之间的纠葛和张力。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选择了阿尔贝·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第一部分名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较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主题的随笔，所揭示的是时代历史的悲剧，即或者当刽子手或者当受害者的两难。本书第二部分“理解力和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理解力与绞刑台》和《悲剧的未来》。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名为“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6章笔记。这一系列笔记从加缪个人思想特质角度，暗示出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涉及到加缪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工人、写作、基督教等的看法。这些片段性的言辞，向我们绰约地展现出一位出身贫寒、敏感细腻，虽身处困境却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形象。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选择了阿尔贝·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所选内容填补国内同类图书空白。

阅读《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带你走进加缪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