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女人的毛病。可一发作起来就特别疼。医生给我打一针止痛。”
“哦。埃里埃不能学着给你注射吗？”
克劳迪娅带着夸张的神情一本正经地盯着我看，现在她调低的是回答我问题的声音，但回答其他问题时并非如此。
“不，他不行，他的手腕抖得厉害，我信不过。要是他给我注射的话，我敢肯定对我不起作用。或者他弄不清楚，给我注射了什么别的药，毒药也未可知。常来的医生人很好，而且他们值班，深夜到家里出诊就是为了应对我这种情形。对了，医生是西班牙人。说话的时候他就该到了。”
“西班牙医生？”
“是啊，我觉得是巴塞罗那人。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法国国籍，因为必须有国籍才能执业。他在这儿很多年了。”
我陪克劳迪娅那位女友回家的工夫，克劳迪娅换了发型。也许不过是睡觉前散开发髻而已，可我觉得那是种发型，并非在一天行将结束时把头发随意披散开来。
“要是你觉得疼，你希望我陪你等还是更愿意自己待着？”我小心翼翼地问。既然她还没睡，在我能抛开可恶的外语、说会儿西班牙语、从晚宴喝的葡萄酒中清醒过来之前，就是这些愿望能被满足之前我不打算上床就寝。没等她开口回答，我补充说（其实是为了让她无法回答）：“你的朋友特别可爱。她告诉我她丈夫病了，弄得这个街区的医生们夜里不消停。’
克劳迪娅迟疑了片刻，我发现当她不说话时，她眼中又一次闪烁着有所保留的神色，然后，她没看我，说：“是啊，她丈夫比我这位还讨厌。他年轻，年纪只比她大一点儿，他们都在一起十年了，他还是特别抠门。她跟我一样，收入不多，而他连热水的费用都要跟她分摊。有一次她用用过的洗澡水浇花，那些花没过多久就死了。他们一起出门也是各付各的，他连给她买杯咖啡的钱都不愿花，所以有时候他独自吃甜品而她什么也不要。她赚钱少，她丈夫那种男人认为夫妻双方赚得少的一方必定会占另一方的便宜，并深信不疑。他限制她打电话，在家里的电话机上安了一个只能打市内电话的装置，所以她必须到电话亭用硬币或电话卡才能和意大利的家人通电话。”
“为什么不分居呢？”
克劳迪娅停顿了片刻才答道：“我不知道，遇到同样情形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分居，虽然我的状况没她那么糟。设想她赚钱少是真的，设想她占便宜是实情，设想执迷于管控赚钱少的妻子开销的抠门丈夫有道理；但夫妻相处就是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克劳迪娅把光线调得更暗，我们几乎待在黑暗中，她的睡衣和睡袍看上去像是红色的，她把说话声压得更低，低得变成一种怒火中烧的窃窃私语。“你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不得不叫医生来给我注射镇静剂？幸好只是发生在晚宴后或有聚会的夜晚，他吃喝之后，情绪激动。他看到其他男人看我，就琢磨那些男人和他们的目光，琢磨其他男人所不知道的，但他权当是真的或假设是真的，于是就想实现它，不管是姑且认为、假设还是不知道。不是想象。对他来说，想象怎么够呢。”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胖子简直折磨人。”
尽管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但彼此间的信任并没有深得去触碰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这种事会搅扰我，而是我丝毫不喜欢因深深的信任把这种事挑明。我不习惯这种情形，所以我可能笑得有些尴尬（但她可能没有看我），我笨拙地应答，这么做或许是要说服她别再说下去，我跟她的想法相反。
“我明白。”
门铃响起，接着传来轻轻的叫门声，显然是通报已在家中等候或是正等待叫门的人。
“夜班医生来了。”
“我回房间了。不打扰你。晚安！愿你很快就不疼了。”
我们一起走出书房，她去门口而我去厨房，朝跟她相反的方向走。我想睡觉前在厨房看会儿报纸，入夜后那儿是这个家最暖和的地方。在走道通向厨房的转角处我驻足片刻，转身朝大门看。在我张望之际，克劳迪娅打开了门，她杏粉色的后背挡住了医生。我听见他用西班牙语说：“晚上好。”我仅看到没被我的意大利女友遮住的医生的左手拎着一只跟另一位医生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另外那位医生同样来自西班牙，眼前这位，女友的女友在她家门口给我介绍过，而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该是开车来的，我心里寻思这位医生。
他们关上大门，顺着走道往里走，没看到我。克劳迪娅走在前面，于是我朝厨房走去。我在厨房坐下，倒了杯杜松子酒（愚蠢之举），接着翻开下午买的西班牙语报纸，虽是前一天的报纸，但对我来说都是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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