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国时代，犹太人得以复国，他们依附于波斯帝国，建立了半独立的政教合一的犹太国家，编订了犹太教经典《圣经》，犹太教正式形成。
古印度文明是指发生于南亚次大陆的文明，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巴文明，有了文字、城市和青铜文化，形成了若干小围。前1500年左右，随着来自伊朗高原的游牧部族雅利安人的到来，哈拉巴文明渐次消亡，印度文明进入吠陀时代。
后期吠陀时代(前900年一前600年)，雅利安人逐步迈人文明社会，形成了若干小国，包括俱楼、般奢罗、犍陀罗、摩德罗、迦尸、居萨罗等，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也告形成。婆罗门教教义复杂，主张“梵我一致”和“业极轮回”，被祭司集团婆罗门所垄断。种姓制度是一种世袭等级制度，其中，第一等级婆罗门，是掌握神权的祭司集团；第二等级刹帝利，是掌握政权与军权的世俗统治集团；第三等级吠舍，是从事社会生产的雅利安平民；第四等级首陀罗，主要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低贱的劳动者，无宗教信仰权，不能参加婆罗门教的各种仪式。
公元前6世纪，印度文明进入列国时代，以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为中心，存在着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整个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受到冲击，新思想、新学说与新宗教不断涌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顺世论哲学和耆那教、佛教。
顺世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包括人与人的精神也是如此。顺世论的代表人物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便主张人死之后，“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败坏，诸根归空”。不会发生灵魂不死、轮回转世。因而，人生在世，就要珍惜现世，享受生命。
耆那教由出身于刹帝利的筏驮摩那创立，它主张灵魂转世与因果报应，宣传行善者不分种姓都可转生为天神，作恶者则会转生为低级种姓甚至动物、植物。耆那教的最高境界是超脱轮回成为战胜情欲者亦即耆那，其修行方式是禁欲与苦行。
佛教由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前566～前486)所创立，其基本教义由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以及因果报应说组成，其中，四谛之说是诸教义的核心与根本。四谛分为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讲述人生即苦海，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集谛讲述人生之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欲爱；灭谛告诉人们要解人生之苦，就要灭掉欲爱，进人涅槃，亦即无苦之境；道谛告诉人们通往涅槃八条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文化，都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列国时代的历史发展中，摩揭陀王国异军突起，摩揭陀难陀王朝(前346一前324)时代，基本实现了对北印度的统一。代之而起的孔雀王朝(前324一前l 87)继续推进统一与兼并，到阿育王时代(前273一前236)孔雀王朝的疆域达到鼎盛，南抵迈索尔，北至喜马拉雅山，东起阿萨姆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走上衰落，至前187年灭亡。
古代中国文明出现于五千多年前，先后经历了方国时代，夏、商时代与西周时代，至公元前770年，步入春秋战国的门槛。
对于中国文明的源头与早期进程，齐涛在《中国传统政治检讨》一书中曾有简明的描述，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套用一种基本模式去阐释国家的形成：即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与生活资料的匮乏，为了群体的生存，必须实行平均与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贫富分化也告产生；当贫富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阶级对立开始形成，统治阶级为保障对财富的占有和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开始建立国家机器这一暴力统治机关。与此同时，随着阶级的分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也开始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血缘关系划分其国民，至此，国家作为阶级压迫与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式形成。
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表述。但马克思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又特别强调，这只是就西欧国家的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就中国国家的产生而言，就不适用于马克思对于西欧国家形成的描述。中国的早期国家并非源于贫富分化之后的阶级对立；最早的国家机器也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最早的国家统治者非但没有打破氏族血缘关系、按照地域关系划分其国民，反而是将氏族血缘组织强化、放大为国家组织关系。这是中国文明特色的本原所在。
秦始皇时代的政治家吕不韦曾经组织文人们编纂了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吕氏春秋》，其中的《荡兵》篇对早期国家的产牛论述道：
人日：“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
上文大意是说，人们说“蚩尤制造了战争”，其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改良了武器而已。早在蚩尤之前，人们已经折取树木作为武器进行战争了，胜利者为一地之长。当“长”不足以统辖时，又在更大范围内立“君”，当“君”又不足以统辖时，便在全天下的范围内立“天子”。天子由君而立，君由长而立，长则由战争而立。
这一说法比较接近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事实。在国家政权出现之前，中国的远古人类与其他地区一样，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过着原始平等、共产的生活，氏族血缘组织是唯一的社会组织……
P12-15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在百花洲畔当了四年隐士。今天的百花洲虽然身陷闹市，没有了以往的苍凉与幽趣，但静处一室，仍可听得到荷花荡漾，风动芦荻。
静下之后，最想读的就是《春秋左传》，最大的愿望是重回两千年前，寻找我一直痴迷而又懵懂的春秋战国。不料，开读不久，便被诸子所困，不得不重拾孔孟老庄，又延及《诗经》《楚辞》。索性，连同以往的读书所得一并整理，完成了“国学基本读本”书系。交出版社后，方转而进入春秋战国。
我自己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完成的唯一一部真历史。中国的史书有三大类，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代表是《史记》，以人物传记为本，再现历史；编年体的代表作是《春秋》与《通鉴》，以历史演进的时间线索为本体，再现历史；纪事本末体以《宋史纪事本末》为代表，《国语》亦可纳入其中，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再现历史。三类历史著作在记人、记言、记事上虽各有侧重，但都足以再现一段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
近代以来，历史学研究不断引进种种理论，在推动与改造历史研究的同时，也把数千年来的历史编纂送回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理论阐述性的“历史研究”。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各种专门史，都以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历史规律为己任，把所有活生生的历史都归于教条。不见人，不见言，只有森林，不见树木。客观地说，这类历史著作难以名之为历史，只是历史概论或历史研究者说。当然，作为一种史学体裁，它应当有充分的存在空间，其意义与价值也毋庸否认。但是，若所有历史著作都是这样一种模式，五千年文明史岂非化作虚无?
基于此，我这册《春秋战国》便未按近百年来的固有模式编撰，而是回到了更为久远的传统，博取三大类史学编撰方式之长，以编年体为经，以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为纬，试图完整地再现春秋战国的历史时序，完整地再现春秋战国的人物活动，完整地再现春秋战国的重要历史事件。
春秋战国文化繁盛，史学发达，既有《春秋左传》《国语》，又有《战国策》、诸子著述及各种政书、野史，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汉人著述也对这一时代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对此，我均充分地加以吸收。编撰中，我着力以春秋战国之人的视角和眼光还原当时的历史。无论是事件描述、人物活动，还是其对话，都力图真实还原，在采用当时人著述时，所有记录均只减不加，无一字为个人臆断。为便于今人阅读，对引述的各种对话及有关内容在保持原语言特色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白话式梳理，在页旁注明出处并对难字词进行释读。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春秋部分的编年主要依童书业先生之《春秋史》，战国部分之编年主要依杨宽先生之《战国史》。 书已完稿，读者面应是具有一定学养，对春秋战国史殊感兴趣者，全书未追求通俗性或雅俗共赏。好在迄今为止，独立的春秋战国史尚不多见，知我罪我，悉愿听之。
苏若荻
丙申岁末百花洲畔
翻开若荻先生的《春秋战国》，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问题跃然而出：历史是什么?近代以来，哲人们就这一问题给出了众多答案。培根认为，历史是智慧学，读史使人明智；马克恩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胡适则主张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每人眼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历史，等等。尽管如此，近代以来，东西方历史学家们几乎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即历史科学之路。打开林林总总的历史著作，不难发现，无论是大部头的通史，还是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对历史进程的概括，历史规律的探索，历史特点的总结成为历史的全部。自人类文明发生以来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不见了，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不见了，只余下很少一部分的姓名与事件的名词和各式各样的论断。所有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成为历史概论，我们所能接受的只能是被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们咀嚼千遍的余渣，或者说是锤炼千百遍的精华，根本无从知道历史的原本，无法知道历史上曾经的人和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学，最不缺乏的是史学理论家，最稀见的是历史学家。也正因为此，那些迫切想了解过去的人们只好求助干各种传奇、演义甚至戏说。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哪儿?能告诉我们历史本来的历史著作又在哪儿?我不由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和《史记》。打开司马迁的《史记》，从本纪、世家到列传，一个个历史人物栩栩如生，一次次历史事件鲜活如见。读《史记》便如重回那个时代，恍若古人。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良以有焉。《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学第一巅峰，当由干它秉承了中国旱期史学记言、记事井重的写实传统。孔子编定《春秋》，以编午方式依次记录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臆断，不割裂，至多以隐含的春秋笔法加以褒贬，纪实是其首要原则。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博采春秋时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载与传说，将记言与记事的史学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之同时或稍后的《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著作，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对于前人留下的如此丰富的历史记录，司马迁并未将其回炉重炼，更末按自己的逻辑进行抽象，而是精，心选择与使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其本来面貌，使《史记》成为最接近历史原本的史家绝唱。当然，司马迁并非只注重与历史的形似，他也自信地声明，自己的《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追求历史的神似，探寻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必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井末简单化地向世人移交其研究结论，而是将其内化干《史记》的篇章字句中，交由世人把悟。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以此否认近代以来历史科学的发展，更无意贬低中国历史学的成就。只是认为，在充分尊重近代以来历史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不妨再回头检视一下，看看我们史学传统中还有哪些值得借鉴与汲取的。若是有人愿上承我们的史学本源，走出一条中国历史学的特色之路，岂非嘉惠学林之善举?若荻先生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部颇具范式意义的新作。
若荻先生致力干史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数十年，耄耋长者，犹孜放不倦。我与先生虽神交已久，但促膝抗言，只在近十余年间。问道叩教，获益良多。先生大作付梓之际，嘱我作序，不敢有违，勉缀数言，以为序，谨请先生教之。
齐涛
春秋战同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动荡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礼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同时代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军事变革、科技文化变革以及思想变革，都埘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抹灭的影响。这一时代的人和事，这一时代的思想与义化，一直是我们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
苏若荻著的《春秋战国(上下)》着力以春秋战国之人的视角和眼光还原当时的历史。无论是事件描述、人物活动，还是其对话，都力图真实还原，在采用当时人著述时，所有记录均只减不加，无一字为个人臆断。为便于今人阅读，对引述的各种对话及有关内容在保持原语言特色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白话式梳理，在页旁注明出处并对难字词进行释读。
苏若荻著的《春秋战国(上下)》以编年体为经，以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为纬，充分吸收春秋战国及秦汉著述，着力以春秋战国之人的视角和眼光还原当时的历史。试图完整地再现春秋战国的历史时序、人物活动、重要历史事件。为便于今人阅读，对引述的各种对话及有关内容在保持原语言特色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白话式梳理，在页旁注明出处并对难字词进行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