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中国过去军人向来为人鄙视，20年代军阀混战中军人的名声尤其糟糕。因此辛亥革命前后宣扬日本军国民教育怎样鼓舞起组织“少年中国”的一些人的革命精神例子大家全都忘掉了。当时保皇派和共和派都赞成推行全国皆军教育。”20年代大家看到日本、德国民族振兴都有仗于军事化，军人才有号召力。不过中国最早出洋学军事的人从日本学来的军人纪律，同20年代的尚武精神具有明显差别：前者要求军人无条件服从上级文官命令、维护国家统一。
沈从文和那些西南军阀一样，未能很快认识到他们的军队不是在推动中国复兴，相反，是妨碍国家的复兴。沈从文的看法跟前清的人，或者跟当地的箪军先辈可说一模一样。他还年轻，蒙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复杂。对暴力行为无多大认识。他的工作非常枯燥，然而他喜欢跟司令官接近，渐渐又跟一些有学识的高级将校往来。这些人还记得清末时期想靠训练来振兴国家的梦想，不错，沈从文在1920年再一次选择从军道路，当时他以为军队已经有了革新。1922年他又离开了军队，这次离开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重新估价，认为建立现代党派军队的办法，并不是熔铸民族集体精神的最佳方案。他设想的方案是学问——学术事业追求的价值还在那个政府之上，而不论在旧中国、民国初年，甚至在西方，士兵在国家面前不过是仆人，沈从文开始想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重点已经不是军纪，因为他知道军纪已非常松懈，军队中的生活相当平等，差点像他一样的“天真无邪”，可是军队讲求暴力，自然要插手国政。他最后变成了和平主义者。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几篇作品，看看沈怎样写那些年轻士兵生活气质和所暗示的意义。这些作品中人物跟沈从文本人（他常以小兵作笔名）是否一回事，当然还有讨论余地。不过其中写到的每个年轻兵士，的确都像沈买到那把“黄鳝尾”小尖刀的时刻一样，何等愉快天真。这些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即原来认为军队生活十分有趣，后来则大失所望。他在20年代中期创作的早期作品多半描写边地部队朴实生动的图景。有的还使人引起一点浪漫的情调，如在《连长》（1927）和《参军》（1928）中写到一位漂亮军官，因为是军官，就受到驻地人民的尊敬照顾，特别是一位年轻寡妇的青睐。沈在《船上》（1925）中，写了军人们在开拔途中，梦想此去升官后，要像黔军卢焘旅长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入伍后》（1925）写当兵后的心情多么轻快。《叛兵》（1925）这首诗写12个逃兵在被处决之前，人人心中都想起抛别情人的一幕，既英雄又可笑的场面。《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和《喽哕》（1927）里都写乡下土匪的所作所为，虽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甚至采用记录式的叙述语调，写来仍那么惊心动魄。 同沈从文其他早年作品比起来，他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具有惊险、神秘、稀奇古怪的成分，然而情节既合乎情理，又很感人，跟别的作品大不一样。也许沈在湖南时就学会了口头讲故事的艺术，因此一写到军队题材就不由得讲起故事来。在《夜》（1930）中一位年轻士兵讲他亲身经历的阴森古怪的故事。开头先来一段漫无边际的序言（其中故事大多同沈的亲身经历雷同重复），然后便是闻所未闻的吃人肉的故事。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故事开头必定是在一堆篝火周围，一群士兵官佐每人都讲一篇半是事实、半属虚构的大千世界中神鬼的故事。《哨兵》（1926）写凤凰台道衙门里一个青年士兵怕鬼的故事。虽然是个床头谈鬼的故事，却富于浪漫情调和怀旧之情。《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在军队故事中情节比较铺展得开，在沈的早期作品中，这一篇故事情节连贯，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写出了传统的“传奇志怪”线索，唤起读者对茫茫阴曹地府的幻想。
当然，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股现实主义的巨流，这类作品写得非常严肃认真。”其中有《我的教育》（1929）《从文自传》（1932）《传事兵》（1926）《逃的前一天》（1929）。这些作品写了新入伍士兵的希望与焦虑心情，沈从文一写到军号、军装、点名、旧式武器等他喜欢的事物时，总充满一片怀旧深情。逃兵今晚上就要溜了，但他对非常熟悉的军营中书记官、洗衣妇，以至于远山颜色、喇叭声音都有难以抑制的依恋。到沈写《我的教育》时，士兵已经发现了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士兵是解放者，所以他们感到失望、疑虑。《顾问官》（1935）是沈从文写地方军队的最后一篇人物特写，充分揭露了贪污腐化的军官生活，虽然仍用富于同情的漫画笔法。直到1933年沈从文在提到某军的抢劫事件时，还在庆幸箪军有着光辉历史。在他忧患坎坷的一生中，他对箪军声名始终未能忘情。
因此，两相比较一下，沈从文对军队生活阴暗面的暴露，跟他描写军队生活的乐趣、理想和他认为军人诚信无欺的优点相比，前者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从他的作品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作家所耿耿于怀的那种遍体鳞伤、尸骸狼藉的战场惨景，中国士兵还没有多少体会，只不过偶尔发些世风渐薄，或战友伤亡的慨叹而已。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军营经历对他一生仍然留下强烈影响，使他随时充满忠诚、怀旧的感情。沈从文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正好可以大写军营生涯，不像上过学校的人可用各种同学的社会关系作为题材。他在湘西从军时，并未写过日记，可今天看来，他作品中的记述却大多信而有证。他带着某种凤凰人的得意神情对青年读者倾诉过去的经历，谴责那些瞧不起士兵的知识界人士，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把他的“日记”叫作《我的教育》。
P64-66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美国汉学家，退休前为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1977年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金介甫著《沈从文传》是认可的沈从文研究里的重要作品之一。
符家钦，当代有名翻译家，四川合江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1978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1984年因病截瘫致残，但他在轮椅上依旧以一年出一书的进度与命运抗争，先后出版过著作及译著24部，共计600多万字。因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以及对金介甫文章的看重而精心翻译了《沈从文传》一书，期间与金介甫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探讨，译笔尽显流畅、精准，极具可读性。
1987年冬天，我接到诗人荒芜的信，信中说他最近去看望沈从文时，见到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刚寄来的新著《沈从文传》（原名《沈从文史诗》）。据沈夫人介绍，赵瑞蕻、金陧几位学者都看过原书，认为写得很有特色。荒芜建议我把它译出来。
过几天书送来了。当时我正在读洋洋百万言的《奥尼尔传》，很佩服西方作者写传记的手法，的确跟我们为要人树碑立传的写法不一样；不把人写成大仁大勇、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读了《沈从文传》后，感到它跟《奥尼尔传》一样，也不愧是传记文学的佳作。它好在史料翔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值得向我国读者介绍。萧乾老师听到消息也鼓励我译，并推荐了出版单位。
可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直到1988年5月沈老这颗文坛巨星陨落后，我才动手翻译。起先我担心的是资料不够。原书里引用了那么多沈的原著，而谁都知道，沈是多产作家。他从事创作26年问，写了各类作品648篇，辑成集子64种。如果加上1949年后的论著，则共有736篇，集子85种。但收书最多的《沈从文文集》也不过十二卷，300万字，未收的早年作品早已绝版。记得我为了找《不死日记》遍求北京湖南几位沈学家，回信都说找不到。从英文译过来又会失真，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动笔，听到沈老谢世噩耗（也是荒芜函告的，正式消息迟了一个星期，还是转引海外的电讯）我才拍案而起，想我从小就是沈老作品的爱读者，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译下去。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久我就同原作者金介甫教授开始通信。想不到这位青年作者（他面壁十年写这部传记时只有三十多岁）学贯中西，我的一切质疑问难他都能迎刃而解。要查的引文原件他无不立时复印寄来。我把《文汇月刊》上选载的《京城怪客》寄他后，他一面向彼邦学者大加揄扬，一面字斟句酌地在一万多字译文里指出一百多个表达不确切之处。全稿译完寄去后，他为了不耽误发稿，用一个多月功夫就把二十多万字细心校订一遍寄回，老实说，我译书40年，像这样著译双方推心置腹、切磋字句的例子，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书稿终于在1990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
《沈从文传》问世后，我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并非文艺界的学者说，金介甫原著中大量注释，是珍贵的文坛掌故，单纯为读者承受力着想而割爱，十分可惜。金介甫本人对此也耿耿于怀。于是我决心将646条注文补译出来，出个全译本。幸运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道也支持我的构想。
金介甫是历史学家，他为搜集传记史料花了大量气力。他的资料卡片多达6000张，注文字数几乎为正文的一半。学术书注释占这样高的比重，在西方学者中也是罕见的。记得我的老师李长之先生译的《文艺科学与文艺史学》，也是注文特殊的例子。难怪一位西方书评家称赞本书注文详尽，显示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凡读过这一条条细致透辟的注文者，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学者有一种优良学风，即“言必有据，无证不信”，我认为金介甫的注文也吸收了这种优良传统。
首先，他认为他写这部文学传记，主要在于提供史实，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他广搜博采，从大量私人晤谈（我粗略统计过，注释中提到晤谈的作家、学者高达118人次！）、信件日记、档案材料中取得大量信息。例如他从一般学者未必注意的天主教苦难会《神迹》月刊中，找到从田兴恕时代起就展开的反对基督教会势力渗入湘西的全部经过。
注文对作品人物的原型考证最为缜密。例如《边城》以1917年沈在去辰州从军途中，同行的裁缝儿子赵开明为原型。赵在泸溪看上了绒线铺的姑娘，发誓说将来若做了副官，就必定回来讨那漂亮小姑娘做媳妇。在《边城》中，姑娘改名翠翠，赵开明变成傩送。当然，沈真正动手写《边城》是1933年他和夫人张兆和去青岛崂山游览，在溪边洗手时看到溪对岸一个姑娘穿孝衣去告庙。沈对夫人说，他要为那白衣姑娘写个小说。为何把地点搬到茶峒，那是沈随杨明臣去四川时，在那里住了三天，搞文书收发，认为那地方片片竹林，云蒸雾绕，真美。
然而，小说一出，由于写得传神，茶峒人都以为真有翠翠其人。“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并肯定说翠翠嫁了个四川人，1948年回过茶峒，三十几了，还相当标致，引得茶峒师范全校沸腾，赶到渡口去看翠翠。渡口还有位农民说，论起辈分来，翠翠是他的老婶娘。瞧，文学名著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注文还考证出《八骏图》是写梁实秋、闻一多。考证得最出色的，是沈和丁玲由十分投契到后来突然疏远的这段过程。金介甫在第六章用了三十多条释义详细记述了两位湖南作家心灵撞击的细节。
一句话，只有配上这些文坛逸事，这部文学传记才能从多侧面反映传主的生平、性格的心路历程。
最后想做件“但开风气”的事。把作品献给亲人，本是中外文艺界常见的事。金介甫教授把原著呈献他的双亲。我年逾古稀，父母墓木已拱，只能献给别的亲人。记得萧老在一本集子的前言里对他夫人（翻译家文洁若）备致赞扬，衷心感激她像《星星知我心》片头的鸡妈妈，庇护一群鸡雏，保住了一家温暖。我也有同样感受。我的亲人是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伴，一个普通女性。但她像《天云山传奇》里的冯晴岚那样，是一位平凡而又卓越的女性。在风雨如磐的坎坷岁月中，她顶住社会歧视压力，忍辱负重支撑起这个小家，使之免予破巢玉碎。60年代我流放西域途中有诗写道：“底事艰难存一息？未酬恩义负牛衣！”说明她是维系我生命的了不起的支柱。特别是病残以来，她求医访药，百般照拂，舍弃一切生的欢欣，没有丝毫怨言。一句话，没有她的支持，一个残疾人想完成这部30万字的书，是无法想象的事。因此，把这部书呈现给我的妻子赵国璋，想来不会被人讥笑为追求时髦。
符家钦
听到《沈从文传》在中国印行新版的消息，我十分高兴。这本书的写成和翻译经过，可以说都算得：说来话长。1972年我开始研究沈从文，1977年写成博士论文，新版正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编成的。奇怪的是，我开始研究沈从文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沈是位作家，而我是因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感兴趣，才研究这位作家的。即使到了今天，除了湖南人外，我认为没有几个人会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
在1980年之前，我没有见过沈从文。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也怀疑能否让我见到这位作家。到了1980年，最后我终于认识到，沈从文对世界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我仍然认为，沈之所以愿意接待我，讲他的生活经历，不过是因为我对他家乡历史感兴趣。说真话，哪怕连湖南人都算在内，对20世纪30年代湘西军阀混战史感兴趣而且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我怕是唯一的一个。
1980年访问沈从文时，我把研究沈的资料卡片留给了这位作家，也给了研究沈的同行凌宇和邵华强。第二年我把我的毕业论文交给他们译成中文。可在当时，竟然找不到愿意印行这个译本的出版家，以至于到1994年中译本才得以问世。后来，我又将论文大加修订，变成另一本新书，从而引起了中国著名翻译家符家钦的兴趣，他把这个版本翻译成中文。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尽管并不顺利，中文版还是得以出版。1990年出了北京时事版，1992年出了湖南全译本版，1995年最后由台北幼狮公司出了这个最完善的版本。
其他类似的书也陆续问世。这些书分别从传记、历史，到人种学、人类学角度来写，各有侧重。如向成国（湘西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副主任，他推出了《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刘洪涛（著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糜华菱（著有《沈从文生平年表》），他们的专著在研讨、剖析沈从文作品的深度上，是我1987年时所无法想象的。
我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历史、亲属和他当时所处环境的研究，使我们把研究更深入一步。同时，我也意识到，研究沈从文作品必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评估。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既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人世界文学的领域。
我自己这份小小的贡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作品，对于重新认识沈从文著作，都将是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先行者的作品，已显得陈旧，都得不断修订、创新。我唯一的希望是，所有前人写过的东西，对重新评估沈从文作品，仍然是坚固的基石。
金介甫
1999年4月15日
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求学的金介甫先生接触到了沈从文先生作品，他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专程来中国多次拜访沈从文。完成论文之后，他写成了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一书，金介甫由此成为在西方世界介绍、研究沈从文的重要学者之一。
金介甫写作此书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一些来自西方的独特资料，完整呈现了沈从文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氛围，传递出作者清晰的历史观念和厚重的生命意识：在对沈从文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又能放诸世界文学发展和传播的大环境里，彰显出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英文版传到中国以后，经过萧乾、荒芜先生等人引荐，资深翻译家符家钦先生翻译了此书。其译文精准、流畅，又得沈从文先生笔墨趣味：所引材料详实，尽显原著面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书中译本曾以《沈从文传》为名出版。本次出版，厘清了版权，文本校订详实细致，是近二十年来作者首次授权出版的中文版。
金介甫著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以沈从文创作历程及作品阐释为重点的评传，聚焦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地方主义”立场，以及创作中的地域色彩，以客观审慎的论述，使读者加深对沈从文充满湘西特色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并见证这位备受争议的文学大师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步步走上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真切感受传主所经受的充满苦难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