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潘尼迦的学业一帆风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史学天赋和写作才能。潘尼迦的导师、历史学家亚瑟·哈萨尔曾对这位弟子作如此评价：“在我作为基督教会学院历史学导师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聪慧的学生。”1917年，潘尼迦被授予迪克逊研究奖学金，在此之前还没有印度留学生获得这样的荣誉，基督教会学院院长托马斯，斯特朗亲自致信祝贺。此时，恰好著名历史学家文森特，史密斯正在牛津撰写《印度简史》，特邀请潘尼迦协助，他也得以在文森特的指导下对印度历史展开系统的研究，潘尼迦扎实的史学功底及后来卓越的史学成就实得益于此。在此期间，潘尼迦还得以结交锡兰（今斯里兰卡）议长拜伦·贾雅蒂拉格（后来出任锡兰总理）等知名人士。正是拜伦建议他撰写一本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著述，并允诺提供帮助，促成了潘尼迦后来的著作《印度民族主义：原则、历史和理想》的出版。对于牛津的教育，潘尼迦赞赏有加：“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法国，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汇聚于此。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这里的导师和教授对待学生像朋友一般，而行政当局则总是积极帮助塑造学生的品格，并促进其职业的发展。”在牛津的求学生涯给潘尼迦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对牛津的依恋之情，“我对牛津的感恩之情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增加”。
1918年，完成学业的潘尼迦决定回国。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对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回国心切的潘尼迦没有听从友人的劝告，于1918年9月11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六天后，他所乘坐的“塔斯曼”号被德国鱼雷击中并沉没。在船上二百七十三名乘客中，只有五十三人生还，潘尼迦就是这些幸运的生还者之一。被送回英国的潘尼迦没有改变尽快回国的念头，他不久后再次踏上归国的航程。这一次，他乘坐的航船幸运地躲过了德国潜艇的攻击，潘尼迦最终回到了思念已久的祖国。
潘尼迦回乡后发现，家中已发生变故，与自己最亲密的祖母已经去世；另一方面，由于战争，饥荒席卷整个印度。归国后不久，潘尼迦的婚姻大事被提上日程。在家庭的安排下，他与自己的表妹、舅舅的长女成亲。虽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潘尼迦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潘尼迦的夫人尽管从未受过英语教育，几乎足不出户，对外部世界也一无所知，却将家庭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潘尼迦不无自得地表示：“一些现代思想家认为近亲结婚是有害的，我的婚姻却未带来任何危害，我的孩子都很健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
此时，就业问题成为潘尼迦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经雷迪和马苏德等社会关系的牵线搭桥，他于1919年3月底被延揽到印度著名私立学院阿里加尔学院担任教授。潘尼迦虽然并不十分喜欢这份教职，但工作仍是尽心尽力，与校方及同事的关系也非常融洽。1921年，学院更名为穆斯林大学，潘尼迦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他还被阿拉哈巴德大学和贝拿勒斯大学等聘请为督导员。如果他继续在教书育人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他的成功无疑也是可以预期的。不过，潘尼迦却志不在此，他从未真正喜欢过这份教职。他的兴趣始终在于政治，却苦于没有找到进入政界的门路。在担任教职期间，潘尼迦的著述十分广泛，既涉及教育改革方面，如《印度教育改造论文集》，也涉及其从事的历史专业，如《曲女城的戒日王：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印度史专论》。当然，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是无法掩盖的，并出版了政论集《帝国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P8-9
宋德星，1968年生，安徽望江县人。法学博士，南京靠前关系学院靠前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靠前关系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靠前政治理论思想、大战略和南亚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参编）、《靠前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合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历史》《中国军事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
胡二杰，1984年生，安徽合肥人。南京靠前关系学院靠前战略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靠前战略与安全、中国外交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参与完成《2011靠前安全》等学术著作，在《和平与发展》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催生伟大人物的时代，对于印度来说亦是如此。尽管这一时期印度人最引以为豪的是“圣雄”甘地的不朽思想和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他杰出人物的杰出成就和独特的经历同样为人们所敬仰。可以说，人们之所以能够铭记那些伟大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创造的非凡业绩。K．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就是印度杰出人物谱系中的一位。
K．M潘尼迦一生经历丰富，曾先后出任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土邦谋臣、驻外使节等职，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和海权思想家。如果目光仅停留在他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和汗牛充栋的著述文字表面，我们似乎很难对潘尼迦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在这种五彩斑斓的表象下面，我们发现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信念在支撑着潘尼迦的生平事业和言行，那就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而催生这一情怀和热情的力量，在于印度国家不同寻常的独立进程，更在于潘尼迦个人不同寻常的奋斗经历及其不同寻常的历史观。
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潘尼迦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即不认同于历史循环或持续进步的观点。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历史，也不能被认为是伟人大检阅，或是进步的洪流，一代比一代浩大。“一个国家的历史，除非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民族自觉的努力去创造一种文明，来达到更好的标准，争取更幸福和更高尚的生活，否则它是没有价值的。”在潘尼迦心中，印度历史，从最早的日子起，就是这种努力的记录。及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亚次大陆风谲云诡，政治生态复杂多变。英国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三方博弈激烈，大英帝国及其总督、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各自盘算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并力图渔翁得利。在潘尼迦看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最大的政治毫无疑问就是印度国家的独立，因为它昭示了一种进步的信念，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印度历史的使然。
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人士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在印度这样一个种姓等级制森严的社会里，政治生命及其仕途的升迁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对于像潘尼迦这样的少数族群而言，对名位的热捧尽管多少有点世俗，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所迫。青年时代，由于看不到自己在政界有任何清晰或合适的升迁道路，潘尼迦于是作出了自认为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从事新闻业，因为借此可以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尽管这条道路同样让他饱尝艰辛。1927年9月，32岁的潘尼迦决定接受邀请为土邦王公服务，因为他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属于少数族群的特拉凡科人，是很难在印度政坛中获得任何有利的职位。1928年1月，潘尼迦正式上任，开始了他二十年服务于印度土邦的政治生涯。用潘尼迦自己的话说，自己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准备精心地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毫无疑问，潘尼迦这一人生新篇章的最大历史成就，就是在服务土邦王公的同时，不忘将土邦引入印度历史的大洪流之中，其标志就是通过制宪会议使土邦最终加入新生的印度共和国这一母体之中。1945年2月，潘尼迦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会议，并敏锐地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争结束后，英国将从次大陆撤离。回国后，潘尼迦迅即推动王公院成立专门委员会，与英国政府及英属印度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中，潘尼迦在国大党与部分亲印王公之间牵线搭桥，为说服亲印王公参加制宪会议、阻止亲穆斯林王公谋求独立或投向未来的巴基斯坦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7年3月．潘尼迦当选为比卡内尔土邦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在制宪会议上，潘尼迦先后被任命为基本权利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宪法原则委员会和国旗委员会等机构的成员。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十六个较大的土邦中有十个最后选择加入了印度，从而为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印度获得独立，王公统治为全民政府所取代时，潘尼迦在印度土邦的二十年服务生涯也宣告结束。追昔抚今，潘尼迦的内心充满了感慨。他指出：“我人生漫长的一章开始于1928年1月1日，终结于1948年3月13日。这二十年间的很多场景和往事在今天看来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英国殖民统治的苦苦挣扎、王公统治的末日、印度独立的灿烂曙光以及导演这一伟大历史话剧的圣雄甘地——那是多么光彩照人的时代啊！”在追昔往日的同时，潘尼迦不忘再度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外交官的时代，以服务于新生的印度共和国。
潘尼迦对于外交并不陌生，他从1931年起就负责处理土邦的外交事务，曾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内部的各种外交活动。1948年，在完成了土邦的历史使命后，潘尼迦被尼赫鲁总理任命为驻中华民国大使。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精彩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10月潘尼迦返回印度后，被尼赫鲁临时安排到公共服务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任职，等待新的任命。1950年5月，潘尼迦抵达北京，正式出任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对于这段经历，他在《亲历两个中国：一个印度外交官的回忆》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作为长袖善舞的外交家，潘尼迦于1952年出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同时兼任驻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大使。他感到这个任务与驻华大使一样艰巨。因为这些国家均是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且由于巴基斯坦的宣传，不少阿拉伯国家对印度存有疑虑和反感。就在他即将上任前，埃及发生政变，法鲁克王朝被推翻，纳吉布和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面对动荡不安的中东政局，潘尼迦将消除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的怀疑和反感、增加他们对印度的信任和尊重视为首要任务。在总结中东的十七个月任职生涯时，潘尼迦表示满意，认为自己扭转了阿拉伯国家敌视印度的大势，为双方的持久友谊奠定了基础。
1954年，潘尼迦从埃及回国，到土邦重组委员会任职。1956年，在完成土邦重组委员会的工作后不久，他就被尼赫鲁任命为印度驻法国大使。这是潘尼迦梦寐以求的职位。他表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驻巴黎和伦敦大使被视为外交界的最高职位。但在不久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地位崛起，其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巴黎和伦敦。即便如此，驻法大使仍是最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就政治层面而言，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可能更重要些，但巴黎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艺术之都。我对巴黎的喜爱由来已久，能被任命为驻法大使，我非常满意。”
1956年12月，潘尼迦抵达巴黎履新。对于驻法大使一职，他显得游刃有余、格外轻松。在公务之余，他还应邀前往法围、德国、英国和瑞士的一些高校进行演讲。在这种惬意而愉快的生活中，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潘尼迦。1959年4月，在德国慕尼黑连续进行三场演讲后，他突然中风，左侧偏瘫。潘尼迦随即辞去外交官职务，回到印度。此后，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但也大不如前。此时的潘尼迦虽尚未丧失恢复健康或发挥余热的希望，但“已不敢奢望自己能迈入新的人生章节”。他开始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自传，直到1963年12月10日在迈索尔大学副校长任上去世。
像许多伟大人物一样，1895年出生的潘尼迦，注定了不仅要见证时代的历史巨变，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助推这样的巨变．进而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无论是服务于土邦王公还是服务于新生的共和国，成就潘尼迦伟大功绩的不竭动力，源自其内心深处，那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对政治的热情、对文明的热捧。这些连同潘尼迦作为深谙土邦事务的纵横家、长袖善舞的外交家、东西贯通的历史学家、浓郁印度关怀的海权家以及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的身份，编织起了潘尼迦丰富而多彩的一生。
潘尼迦，印度学者、历史学家、外交官，“现代印度海权思想奠基人”，他一生经历丰富，成就不凡。宋德星、胡二杰著的《潘尼迦/大家精要》讲述了潘尼迦为印度土邦服务二十年，推动印度土邦融入印度联邦的壮举，阐述了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海权观，让读者对印度的历史及政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讲述了潘尼迦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大家精要”丛书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丛书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宋德星、胡二杰著的《潘尼迦/大家精要》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