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毛泽东三访特园时，张澜提出，要公开重庆谈判的结果，以便于全国人民监督和推动。毛泽东赞誉他“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上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些谈判的真相。
重庆谈判后，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史称“旧政协会议”。在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密切配合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了改组政府等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
协议的通过，激起了千百万中国人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切期盼。1946年6月，当国民党独裁政府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实际上它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虽然在装备和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前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面前，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成为必然。
新政协的准备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的战局日益明朗。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建设国家的理想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爱国民主人士，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从各地奔赴解放区。
1948年秋，周恩来亲自指挥，派出大批优秀的干部，负责接头、联络、陪同、掩护等，护送大批民主人士穿过国民党封锁线，分期分批北上。当时民主人士分两大部分进入解放区，一部分是包括北平和上海的北部地区的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在香港的南部地区的民主人士。其中，从香港北上准备出席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就占了110多人，他们分七批北上，都是秘密离开香港、辗转抵达北平的。如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十几人；第二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等人；第三批有李济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等30多个人；第四批有黄炎培等人；第五批的李达、臧克家等250多人；第六批有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俞澄寰、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等；第七批有于立群和她的三个子女，钟敬文、陈秋凡夫妇和两个子女，黄药眠夫妇，王亚南、陈迩冬、傅天仇、舒绣文、方青、盛此君、张文元、巴波夫妇等100多人。
这些民主人士的北上过程，都困难重重，经过大费周章的精心安排，才得以顺利完成。沈钧儒、蔡廷锴等人离港时，为了安全起见，由护送人员先行运走行李，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化了装以后，步行到铜锣湾海边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再去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船去。这艘货船在行使过程中还遇上了强劲台风，差一点触礁。民主人士们与船员一起，拿着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他们先是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再到达哈尔滨市。
又如，郭沫若离港时，由于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又如，由于李济深当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因此港英当局与美国领事馆不仅对他进行挑拨与拉拢，还密切监视。为了保护李济深的安全，中共经过研究，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安排他登船，并于第二天离开香港。1948年12月26日，一片节日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坐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同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会合，何香凝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晚上九点过后，他们才坐上了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