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检查那天，我有些日常工作要做，像是去邮局、超市、健身房，我以为只是顺便过去检查，很快就会结束。但在更衣室里，我害怕了起来。我竟然得做一些古怪的事儿，像是袒胸露乳，还在两边乳头各贴上一个星形X光小贴片。更衣室是个阴森森的小房间，里头没窗户，有一台乳房X光检查仪。我第一次注意到里头还有更可怕的东西，让我开始想像自己现在是什么人、将会变成什么人、之后会需要什么。眼前全是可爱与感伤的图片及资料：一些粉红丝带的图片；一张卡通画，画中有位女性的胸部被检查仪器压扁了；一首《乳房X光摄影检查颂》；一张表格，列着“只有女人了解的十大事物”，像是大码衣服与睫毛夹；逃不过眼睛的就是门右边的一首诗，《今天我为你祷告了》，上头还画着粉红色玫瑰。
这项最基本的乳房X光检查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持续到上健身房的时间、持续到吃晚餐的时间（整体而言，这项检查在我这辈子从没停止过）。偶尔机器出错，胸部就白压了。不过x光机器通常都能正常运作，只是负责检查的放射科医师显然发现了令人忧心的结果，但是她在远处的办公室，我看不见她，而她竟然连露脸来向我致歉或解释的礼貌都没有。我试着请技师加快检查程序，但她只是露出专业而勉强的微笑，我猜若不是因为让我受苦而过意不去，就是早已知道我发现检查结果后会难过。检查程序就这样重复进行一个半小时：机器把胸部压扁、进行摄影；接着技师匆忙跑去请教放射科医师，回来后再要求从不同角度摄影，以取得更可靠的影像。技师去找医生的空当，我就拿起《纽约时报》，连影视版与房地产版等跟我毫不相干的新闻都读完。我平常喜欢浏览一些谈论防水眼线和美好性生活的文章，但此刻我却不想去碰专门为我准备的那一大堆女性杂志。我在更衣室就被吓到了，加上心里越来越焦虑，因此觉得与女性有关的事物都带着死亡的气息。最后没东西可读了，除了一份免费的地方周报，但却发现分类广告中深藏着比罹患重症更令我心神不宁的东西，那是一则“防治乳腺癌泰迪熊”的广告，泰迪熊的胸口上还缝着一条粉红丝带。
我当时就像个不信神的人躲在散兵坑内祷告，心里有股前所未有的渴望，宛如奢求般强烈。我希望被鲨鱼吞了、被闪电击中、被狙击手射杀或是发生车祸，希望就这样死得干净利落。我默默祈求被疯子乱刀砍死。任何死法都好，但求不要被粉红色的感伤情绪给闷死。那只泰迪熊就像那种感伤的化身，更衣室的墙上也散发出那种感伤的气息。我不在乎死，但不想在死去时得紧抱泰迪熊，脸上还露出淡淡的微笑；听再多哲理我都没办法接受这种想法。
隔天，院方打电话告诉我乳房X光检查结果，基于某种缘故，我得接受全身麻醉，进行麻烦的切片手术。不过我仍旧没有非常不安，面对切片检查，我觉得自己就像遭诬告、被抓去浸猪笼的女巫，不过至少我能洗刷罪名。我打电话给孩子们，告诉他们我要去动手术，为了让他们安心，我告诉他们，根据放射师的报告，百分之八十的肿瘤是良性的，若真有什么东西出毛病，肯定也是那台叽叽嘎嘎叫的老旧乳房X光检查机。
大约十天后，切片检查结束后，我醒来时，发现有位外科医生站在病床边，沉重地说：“很遗憾，是癌症。”那时我才正式知道自己得了乳腺癌。由于药物作用，我脑袋混乱，用那天剩下的时间才想清楚，医生说那句话，最可恶的地方不是提到癌症，而是没有提到我。医生竟然没有用我——芭芭拉——来指明谁得癌症，虽然我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但好歹也是个有血有肉、会说话会活动的人。但医生说“是癌症”的言下之意，好像癌症把我给取代了，就医学上来说，我现在就是癌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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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正向思考》是我期待了一辈子的书。
——阿娜·罗森，《纽约时报》书评
芭芭拉·艾伦瑞克把“正向思考”所带来的危害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视。那些曾被告知应“一笑了之”的人真该读读这本书。
——托马斯·弗兰克，畅销纪实作品，《堪萨斯州怎么了》作者
当我想说这本书将改变你的世界观时，又有点欲言又止，因为这样说未免过于“正向”了，不过这种改变还真的有可能发生。
——诺拉·埃夫龙，《每日野兽》新闻网站
美国是“正向”的国家，不仅声誉如此，对自己定位的形象也是如此。美国人笑口常开，若其他文化的人没有回以微笑，我们经常会觉得莫名其妙。在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中，美国人乐观开朗、心情愉悦、心思单纯，而外国人就比较难以捉摸、厌世嫉俗，甚至颓废不羁。有些移居外国的美国作家，像是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鲍德温，对此着墨甚深，也因此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20世纪80年代，从苏联流亡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说，美国人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懂什么是受苦”（显然他不知道蓝调是谁发明的），我当时才猛然发觉，美国人给人的刻板印象竟然是这样的。对这样的刻板印象，不论美国人觉得难为情还是引以为傲，保持正向的外在情绪与内在心境，对未来充满乐观的展望，似乎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性格。
哪个无礼或叛逆的人敢质疑美国人这些快乐的人格特征呢？拿正向的“外在情绪”来说，就是用微笑打招呼来表现自信乐观，向他人表露内在心境。科学家发现，光是微笑这个动作，就能让人产生正向的感觉，不过当然要发自内心的微笑才行。此外，透过言语和微笑表达出来的好心情，还会感染别人。所以才会有“当你微笑，世界就跟你一起微笑”这样的说法。若人人都能彼此热情打招呼、弯下身来逗婴儿笑，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知名的“情绪感染”作用，世界肯定会变得更美好、更快乐。最近有研究发现，快乐的感觉很容易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因此，一个人若鸿运当头，连关系疏远的人也会跟着开心起来。
再者，如今的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正向的感觉，像是感激、满足、自信，确实能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我会在本书指出，上述主张有部分是夸大的，但正向感觉和运动、吃维生素补品一样有益健康，这不需多费力气去证明。根据报告，心存正向感觉的人，比较可能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反之，心存负向感觉的人，社交生活就可能比较贫乏。社交活动是对抗抑郁的重要防线，而且大家都知道，抑郁可能会导致许多身体疾病，这些都有实证的论述。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保持“正向”在许多方面都好处多多，绝对好过独来独往、气愤不平、长期忧伤。虽然这些道理可能是老生常谈，甚至不过是套套逻辑，但还是不得不先提出来。
因此，我认为这个现象代表着进步：过去十年左右，经济学家衡量经济成就时，不再只用国民生产总值，也开始重视快乐感。当然，快乐感是无法明确衡量或定义的，对此哲学家争论好几个世纪，就算把快乐定义为正向感觉出现的次数多于负向感觉，当被问及是否快乐时，我们还是得在诸多情绪与时间点中，找出平均的感觉。假设我今天本来心情不好，但后来听到好消息，心情好转了，那么该怎么评估我现在的快乐程度呢？有人做过一项有名的心理实验，请受访者填写生活满意度问卷，不过在这之前，受访者得先帮实验者做一件与实验毫无关系的工作：复印一张纸。实验者随机在半数受试者复印时，在复印机上放一枚一角硬币，故意让受访者捡到。两位经济学家总结实验结果：“根据报告，在复印机上捡到硬币，大幅提升了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显然这并非是收入效应因商品价格下降而导致收入变化。”
除了该如何衡量快乐感这个问题之外，还得考虑文化差异，像是一种文化如何看待快乐，甚至是否把快乐视为优点。有些文化和美国一样重视正向的外在情绪，因为那似乎也意味着内在的快乐；不过有些文化比较看重严肃、牺牲以及默默合作的精神。姑且不论快乐感有多难界定，从人文角度来看，商业的活跃程度虽然决定了国内生产总值高低，而快乐感比较适合用来衡量人民的福祉。
……
不过最热烈欢迎正向思考的莫过于美国企业了，并随着它们的脚步遍及全球。正向思考本身也成了一种行业，首要客户就是企业。人们沉浸在“只要努力想，凡事都能成真”这样的好消息中。处在21世纪的工人，工时变长、福利变少，工作保障降低，正向思考对他们特别有用。不过这样的意识形态对领导主管也有解放的作用，既然只要乐观期待，好事就会一一实现，那何必去苦恼资产负债表和烦闷的风险分析呢？干吗担心令人头昏眼花的负债数字和有无能力依约还款呢？
我不是因为看不惯正向思考或内心对任何事感到失望才写这本书，也不是抱持任何浪漫的想法，认为受苦才能使人有深刻体悟或高尚品德。我希望看到更多笑脸、拥抱、幸福，更渴望看到欢乐。我心目中的理想国，人人不只活得舒适、健康、安全（像是有好工作、医疗保障，诸如此类），也能尽情开派对、办庆典，有更多机会在大街小巷欢喜跳舞。我认为的理想国是，只要能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人生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庆典，在其中人人都能贡献才华。但是光凭祈愿，无法升华到那种境界，我们得做好万全准备，努力突破可怕的阻碍，不论是人为还是天降的困难，我们都得奋力突破，而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治好正向思考这个大众妄想症。
继《我在底层的生活》之后，美国广受欢迎的社会学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又出口碑佳作《失控的正向思考》。
芭芭拉不幸患了乳腺癌，在治疗过程中，被病友的“乐观才能痊愈，抱怨只能死得更快”言论震惊到，于是开始反思观察美国社会中这种潜移默化的“正向思考文化”。
芭芭拉从工作职场、成功学产业、经济危机等方面，全面深刻地探讨，失控的“正向思考”是如何毁掉每个普通的美国人的。
不停地被灌鸡血；只要敢想，就没有什么做不成！原本正常的乐观激励心态，一旦变得失控，也就变成了“心灵鸡汤毒药”，它慢慢磨灭我们的意志（只要乐观，事情就会变好，你什么都不用做）；侵蚀我们的人生（商家利用“美好”未来畅想的消费陷阱随时都在等着我们往里跳）。
本书的每一章、每一段话都在一一击破正向思考的虚幻泡沫。
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掌握自己人生、不被他人影响的人，请一定要看这本书。
当“正能量”铺天盖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抱怨、悲观、负面情绪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在《失控的正向思考》一书中，广受欢迎、备接地气的社会学家芭芭拉·艾伦瑞克，通过自身患乳腺癌，接受治疗时的荒诞经历，反思“正向思考”的失控风潮。一剂点醒所有人的“反精神鸦片”药，让“盲目乐观”的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纽约时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每日新闻网站好评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