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密友申德勒却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1802年)，而知名于世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丽埃塔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隋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惋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至于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P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