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把朋友看得极不要紧，所以时时有那些无信无义、卑鄙龌龊的行为。咳！这也是一种极恶的习惯了。我记得外国书上有一件极可敬的事，遂把他译成白话，请这本《竞业旬报》把这事传播出去，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榜样。
话说古时候，有一国内出了极有血性的二个少年，一个叫做别夏斯，一个叫做达蒙。这两个人，平时你推重我，我推重你，遂成了极好的朋友。
后来别夏斯不晓得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得罪了这国内的国王。那国王叫做了内西，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遂把别夏斯捉去了。如我们中国人捉拿革命党一般，也不问情由，便定了他一个死罪，先把他监在监牢里，等到那杀人的日子，便要就死了。
别夏斯的为人，本是一个不怕死的英雄；然而他又是一个极孝顺的孝子。他在监里，虽然安心待死，有时候想起他那白发皤皤、和蔼慈祥的父母，若知道他儿子在监牢里受罪，一定要急得什么样了。所以他一闭了眼睛，便梦见他父亲在那里愁颜长叹，他母亲在那里号啕大哭。别夏斯心中真个好像刀割一般的难过，心想我父母养我一场，不曾得到分毫补报，反害他如此伤心。别夏斯想到这里，那英雄之泪，便也不知不觉的滴下来了。到了第二天，便去求国王放他回去，见一见父母，便再来受死。那国王那里肯信他，反大笑道：“哈哈！你想骗我放你回去你好逃走么？”别夏斯再四求他，国王只是不答应。
那时别夏斯的极好朋友达蒙，知道别夏斯被捉，特地从远方赶来，正想设法救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便挺身出来，对国王道：“臣与别夏斯做了半世的好朋友，不曾见他欺人一次。他此次想回家，正是他的孝心，并无他意。陛下若不相信，不如把臣押在这里，等他回来。他若不回来，陛下把臣杀了。何如？”那国王虽是残忍，听了达蒙的话，倒也颇为感动，心想天下那有这种好人，肯代朋友受罪。便把别夏斯放了，把达蒙监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别夏斯回家去了一个多月，那达蒙便代他坐了一个多月的监牢；看看那杀人的日子已相近了，别夏斯还没有来。达蒙的心中并不望别夏斯来送死，心想别夏斯从不失信于人，这回不来，一定有别样缘故。要是他果然赶不到，我便代他一死。这可不是我的一死，倒救了他的性命么。所以他心中不但不望别夏斯来，而且望他不要来。咳！列位看官，我们中国人，不把朋友的血去换他的红顶花翎，便算有良心了，谁肯把自己的性命去换别人的性命呢。咳！
一日一日的过去，那一日便是杀人的日子，那国王命刽子手把达蒙带到法场上。国王对达蒙道：“你的朋友如今果然不来了，不知道他如今在那里享福，只可怜白白送了你一条性命。这也是你不识人的缘故，怪不得别人的。”达蒙听了，微微冷笑道：“我的朋友断不肯背我逃生的。这一次大约是上帝怜我的苦心，故使我的朋友赶不到这里，达了我救他的目的，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了。”
那时法场四面，看的人真个人山人海。听了达蒙的活，有的人替他可怜；有的人说他好笑；还有许多人在那里骂别夏斯，说他不应该一去不来，害达蒙受刑，这人真是禽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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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徽州绩溪人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主要著有《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胡适日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齐白石年谱》《先秦名学史》等。
1910年的盛夏，炎炎酷暑中，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在上海登上轮船，与朋友们依依惜别后，向着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乘风破浪而进。这少年本名胡洪驿，祖籍安徽绩溪，幼年丧父，寡母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一路求学至清华。因受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在二哥建议下，改名为胡适，字适之。此刻，他的身份是“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留学生。
青衫磊落，负箧西行。这一去，令少年眼界大开。西方思想精华的灌溉孕育，为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位擎旗驰骋的大将。他和同侪们引来滚滚域外春潮，为中国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探索借鉴作用。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此时的中国，皇朝已去，共和得立。社会新旧交缠，方死方生。已是满腹新思想、要求新变局的胡博士，理所当然地站在革旧鼎新的前沿，出力鼓与呼。他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革命。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他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轰动文化界与思想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既为领袖，自然要身体力行。胡适认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新文学建设是必须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该当循序渐进。其次序有三步：工具、方法、创造。工具就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为此，他不但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指点新文学创作，自身更努力实践，为新文学拓荒。早期的《新青年》上，不少名家的作品仍是文言文，而胡适已大胆地尝试起白话诗来。尝试了三年，他的白话诗已积累了几十首，在1919年8月，编成了一本小集子，于次年出版。这便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然而胡适这个人，一心服膺“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性格上过于理性，缺乏诗人应有的浪漫气息。《尝试集》中诸篇，大都是为了因应“诗体解放”这个目标，拘束困囿于文字的形式，缺乏实质内容，格局狭小，境界平平。所以总体而言，胡适的白话诗成就并不高。
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胡适除了努力写白话诗外，在翻译外国小说方面耗费了更加巨大的心力。他在1916年4月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将小说捧至一流文学之列，认为小说亦能登大雅之堂。虽则如此，他自己却创作不出优秀小说，难于做出示范，他经常讲“提倡有心，实行无力”，所以要“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做参考的资料”。而“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则是当务之急。“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这一观点，当他在美国攻读学业时已然形成。在1912年，他即着手开始翻译外国名家作品，从中吸收异域营养，务求能以西洋的文学方法作为我国文学创作的模范，进而改造中国文学。在此之前，他已译过三篇小说，不过《暴堪海舰之沉没》和《生死之交》，确切而言，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只能看作介于札记与故事之间的“准小说”。而译《国殇》时，他刚十八岁，仍在中国公学。译此篇之目的，显然在于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影响，以“救国图存”为期盼，心中尚不存新文学革命之思。
胡适为自己翻译西洋小说定了一个原则：“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故而由后世观之，胡适挑选名家名著的眼光还是颇高的。1912年9月26日，当他铺纸汲墨时，这起手第一篇，便是名震中西，迄今犹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杰作《最后一课》。
胡适赴美留学时，最初读的是农科，但他自身极爱文哲。出于对西方文史哲名著的渴慕，在必修英语后，又选修了德语、法语，因此他对这三种语文，都有相当的阅读理解能力。方1912年之际，正当民国肇建，乱象汹涌、百弊丛生。胡适痛感国家境况，丧权失地、民不聊生，与都德笔下战败的法国几无二致，遂慨然援笔，数日之间，译毕华章。通观全文，满腔爱国热忱跃然纸上，与都德彼时心境若相符合，可谓文情交融，神追先贤。
《最后一课》初以《割地》之名发表，用这样的译名，所要表达的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一目了然。国土沦丧、国亡旦夕的焦虑，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屈辱与悲愤感。胡适又是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出洋，其留学本身就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因此他比一般国人的体验更为痛彻。精心选择这样的小说主题，不啻回应了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最大呼声。
胡适所译《最后一课》，是都德作品汉译引进中国的第一篇。胡适以简洁朴素的白话，将一段至悲惨事娓娓道来。尽管略有细节的删改，但那以天真孩童的口吻所传递出的深挚伤痛，深深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此后，这篇小说虽经多人重译，但总的文字基调已由胡适奠定。一百余年来，它一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已在本土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无论时空与意识形态如何转换，它都已深切熔铸入中国人的文学情感史。
……
从格律体、骚体到白话体，胡适的诗歌翻译体裁经历了化蛹成蝶般的蜕变过程。他对新诗的尝试和多样化探索，有破有立，自古典诗词中推陈出新，从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打破了旧诗僵化了的格律，从诗歌语言到诗体形式都来了个彻头彻尾的洗心革面，为后来者指明了努力方向。新诗横空出世后，诗歌由上层文化精英垄断转变成了大众文学，白话代替文言成为诗的语言，“促进了文学接近文学的本原”，使诗歌归淳返璞，“充分地、自由地表现人的直观感受、真实情感和深切的生活见解。”白话诗歌在语言和诗体上的成熟，再加上《新青年》《晨报》等刊物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使胡适译诗获得广泛接受，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白话译诗因此具有了由文学现象承载文化现象的功能，成为“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文学实践形式”，进而成为反抗封建文化、弘扬生命价值的人文主义利器，成为启蒙与宣扬新道德新观念的号角。
胡适把他的思想感情，尽情倾泻于一行行新诗中，无论是自创还是翻译。《尝试集》出版后，这种用浅显白话文书写的诗歌体裁被研究者称作“胡适之体”。其追求意境平实、言语清晰，造成文字风格“明白如画”，诗体结构自由化乃至随意化的特点，迄今已被发扬光大，对现当代翻译史与文学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尽管胡适自写的新诗，很遗憾地缺乏经典之作；尽管他的译诗，数量也很遗憾地较少；尽管他未能将新体诗歌引向与唐诗宋词比肩的辉煌地位，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化转型嬗变时期的中心人物，胡适的白话新诗和译诗为文学革命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为中国诗坛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为新诗建立了符合自身特色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毫不犹疑地大声宣告：他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者！
当然，新诗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它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新诗的创作非常简单，只要用白话，再加以分行排列，就是白话诗了。于是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不恰当地出现了。这种倾向只一味强调语言的白话化，忽视了自身诗性的深入建构，最终导致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背离了诗的精炼美。弊端越积越多之后，令新诗在当代终于陷入全面僵化、散漫的低潮期。不过这些就不是胡适所能预见到的了。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纵横政学两界的文化偶像、翻译外国小说诗歌的急先锋，胡适当年堪称仅次于鲁迅的畅销书作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于1919年初版，《短篇小说第二集》于1933年初版，均风行一时，不断加印。至1947年时，总销量计有数十万册之多。而《尝试集》于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四版，“三年印数达15000册”，至1940年时竞尔出至十六版。这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是极罕见的。胡适翻译小说和翻译诗歌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在彼时就已得到高度重视。这些文学翻译史上的瑰宝，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这正是我编此书的初衷。盼有发微抉隐之功，则是我辛勤浸浸后进一步的心愿。
本书小说编，以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8月第19版）、《短篇小说第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4月第2版）为底本，参校以《胡适全集：第四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诗歌编以《尝试集》《尝试后集》为底本，参校以《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胡适文集：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及《胡适留学日记》（同心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逐字逐句核校原文，并认真勘证考据，同时对繁难处做了必要的注释。力求以最严谨的态度，将胡适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的全貌精确呈现给广大读者。
百年风雨，俱化纸上年轮。钩沉故纸，不望名动，但求有知音同赏。唯愿这本小书，能给予读者哪怕薄物细故的裨益，那都将成为我如愿以偿的喜悦。
王新禧
2017年4月于福州
王新禧编注的《胡适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全集（精）》收录胡适先生翻译的全部小说与诗歌作品。胡适翻译作品语言简洁朴素，不但有教化启迪之功，对于中国的语言改革也有着重大贡献。本书编注者认真勘证考据，同时对繁难处做了必要的注释，力求以最严谨的态度，将胡适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的全貌精确呈现给广大读者。
王新禧编注的《胡适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全集（精）》为胡适先生翻译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全集。
编辑者参考了193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和1989年出版的《胡适诗存》等十余部资料。
胡适翻译作品语言简洁朴素，已在本土语境中成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胡适翻译的小说，不但有教化启迪之功，对于中国的语言改革，也有着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