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西河古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宋史》人物列传七十九卷开篇这样记载。
北宋，汾州隶属河东路，下辖西河、孝义、介休、灵石四县。治地西河，即今山西省汾阳市。
狄青出生的西河县，是一个有着两千六百多年置县历史的古邑。它西距黄河百十公里，境西北有座高似巨屏的吕梁山脉，境东南有汾河由北而南蜿蜒流淌。大山峰峦叠嶂，雄浑静穆；河水潺缓平流，四季不竭。得此山水庇荫，这方土地物阜民丰，用物华天宝喻之，还真是恰如其分。
西河最早之名，据一些专家推测，叫瓜衍。这名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据说是在鲁宣公十五年（前654），晋景公犒赏其勋臣士伯时，以瓜衍之县赐之。其事《左传》确有记载，后世称之为“瓜衍之赏”。也有专家推测说，此“瓜衍”，即“虢虞”之音讹转。据《太平寰宇广记》记载，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假途灭虢之后，迁虢、虞二国王公贵族，流徙千里，将其安置在晋国边鄙之地，令其筑城自居。其地即今汾阳市虢城、虞城等地。虽说现在尚无考古证实，但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故事，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
自后从秦而始至清朝而终，不同朝代，县名兹氏、隰城、西河、汾阳等等，则个个见诸史帛，毋庸置疑。汉代名郡，远在黄河内蒙一带的西河郡，被蒙古高原强手匈奴打压得连连向南溃退。北魏太和八年（484），治地竟然落脚兹氏城，此即汾阳是地作为州郡的肇端。
在今交口县石口乡有个四面山环、沟中流水的村庄，时称蒲子城，今改叫蒲依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鲜卑人在这里设立汾州。四十四年后，北魏孝昌二年（526），吕梁山中的胡人不再驯服，呼啸群起，攻打蒲子州城。
州守裴良大骇，携一干官员，怀揣大印，弃城望北而逃，狂奔百余里后，来到西河郡治隰城。惊魂安定之后，遂以隰城为汾州治。汾州从此就在汾水之阳，吕梁山东麓生根落户。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汾州由直隶州升为汾州府，跃升为山西九大府之一，倚郭设汾阳县。从北魏孝昌二年（526），汾州作为州府级建置，历隋唐宋元明清之变，直至中华民国肇造汾州府撤，从未离开汾阳斯土，前后长达一千三百八十五年。
汾州作为州、郡、道所在地，自是三晋一方政治中心。其西通大河，北出边塞，东进平川，南达晋奥，地为通衢，位属门枢，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仍。作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争锋地带，这里自古民风尚武。略举二例，李渊举旗反隋，李世民兵出晋阳，首战即以西河郡开刀；汾人郭君等数百人景从，成为大唐开国勋臣。安史大乱，汾阳王郭子仪在此力平仆固怀恩之乱，再造唐室，赢得汾人千年血食，至今不辍。 这是狄青故乡历史的简要回望，也是对狄青成长的人文环境做一铺垫。日后，狄青能以有宋一代军魂青史留名，与汾州这一独特的人文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也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所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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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新，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狄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汾阳市文联兼汾阳市作家协会。主要以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影视剧作、小说创作与文化研究为主。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大宋军魂狄青》《马玉楼传》《春秋四载铸辉煌》等作品。其《晋商算学大师王文素》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教育电视纪录片一等奖、微电影《金喜》获得全国职工微电影大赛银奖、山西省职工微电影大赛金奖。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展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语言的背后体现的是思维方式。如果语言难以体现精确性要求，人们的思维同样将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次是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离。虽然任何语言都会表现出书面与口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把口头语言照搬为书面语言。但这种差别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与口头语言的“白话”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使更多的普通民众与书面书写脱离，对开启民智、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产生了障碍。而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仅仅是少数“文化人”的事，而是全民族的事。因此，语言的变革，使之更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就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除了其在价值观方面的追求如“科学”“民主”等之外，对语言的解放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期待。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放弃了对古代汉语的使用，积极采用白话文来构建现代汉语。这其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鲁迅、胡适等。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的语言中存留有古代汉语的元素。这是中国语文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典型表现。而胡适等人则努力使自己的书面语言更加通俗化、口语化，也显示出某种过分倾向于白话的特点。另外一些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则企望借鉴外来语言对中国的语言进行改造，因而出现了许多非常欧化的表达方式。就中国现代汉语的成熟完善来说，这些努力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真正使新生的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中出走，并吸纳了民间语言的丰富、生动的特质，使之成为一种既有古代汉语的节制、典雅，又有民间口头语言的生动、活泼，从而使现代汉语能够成为一种具有完整的语法体系、鲜活的表现力，以及体现民族语言特色的“现代汉语”形态，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们做出了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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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史》有传。行伍出身，后应诏戍边，任延州指使。他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对抗西夏赵元吴“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深为戍边名臣范仲淹、韩琦器重，累升至彰化军节度使、枢密副使。皇右四年（1052）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地区）部族首领侬智高称帝，五年（1053），狄青平定叛乱，“帝嘉其功，拜枢密使”。狄青一生征战，严于治军，喜读兵书，以范仲淹赠言“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自勉。嘉佑元年（1056）去职，次年三月卒，仁宗“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
本书为张立新、贾平所著的《狄青传》。
狄青，《宋史》有传。据本传记载，他“慎密寡言”，为将“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深沉有智略”。与西夏作战，英勇顽强，“临敌被发，戴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起行伍而名动夷夏”。其经历很有传奇色彩。
狄青为人缜密寡言，谋事必先仔细考虑成功的把握，选准制胜的机会然后进行。行军打仗，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又与士兵同艰共苦，因此虽然敌人突然袭击，也没有一个士兵敢不冲锋向前，因此他出兵屡建战功。
本书为张立新、贾平所著的《狄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