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农民军抗清的湘阴献策
崇祯十七年春，李白成在西安建政，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同年三月十九目，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农民军进京后，迅速腐败，李自成的一个部将竟然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出京迎战，大败，不得不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在圆了他皇帝梦的第二天，就仓皇西撤，把北京城拱手让给了清军。清军占领北京后，以该年为清顺治元年，建立了清王朝。王夫之听到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悲痛万分，作《悲愤诗》一百韵。同年，王夫之一家迁往南岳双髻峰下，筑茅屋而居，起名“续梦庵”。
清军占领北京后，先后颁布了圈地令、严禁逃人令、剃发令，实行民族奴役政策。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四月二十五日，攻克扬州，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军大肆杀戮，至五月初二才宣布“封刀”，但实际上杀戮并未停止，故有“扬州十日”之说，八十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屠刀之下。五月初八，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十五日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王夫之闻讯，又作《悲愤诗》一百韵。
面对清军残酷屠杀的暴行，王夫之滋长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把民族大义放在一切正义的首位，把对农民军的仇恨转向清朝统治者及无耻降清的败类，并寄希望于联合农民军来共同抗击清军。他冷静地分析了湖北、湖南的抗清形势：一方面，在两湖境内有明朝的湖广总督何腾鲛、湖北巡抚章旷、湖南巡抚堵胤锡率领的数十万军队，“三公为鼎三足”，是两湖抗清力量中的三大重镇，而章旷作为监军可以起调和作用；另一方面，是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尚有近五十万人。顺治二年，李自成退到湖北，被当地人杀死于九宫山，余部由高一功、李过、郝摇旗和刘体纯等分别率领，皆屯驻在两湖境内。他们改变了与明朝敌对的立场，组成“忠贞营”，提出了“联明抗清”的口号，并与何腾鲛、堵胤锡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何、堵二人能与农民军精诚合作，就有挽救危局的希望。然而此二人虽身膺重任却无远谋，既猜忌、排斥农民军，又互相钩心斗角，百余万军队猬集湖南，而兵饷无着，“措置无术”，形势十分危急。此情此景，使王夫之再也不能安坐在漧涛园书斋中了。
顺治三年夏，他只身赴湘阴，求见监军章旷。王夫之中举时，章旷是考官，当时国家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章旷为能识拔王夫之这样的人才感到欣慰，遂将他引为知己，临别时以志节相砥砺。此次王夫之去见章旷，就是为了给他出谋划策来挽救危局。他在给章旷的上书中分析了形势，“指画兵食”，并“请调和南北，以防溃败”；认为何腾鲛、堵胤锡分据两湖，自应合作，且必须联合大顺农民军，统筹粮饷，共同抗清。在《盛夏奉寄章峨山先生湘阴军中》诗中，他认定“师克在和”，农民军已转向抗清，“铜马已闻心匪石”，应当联合，并表白自己完全出于“丹忱专在念时艰”的耿耿忠心。他想通过章旷把自己的策划上达于何腾鲛、堵胤锡，但却未引起章旷的重视，反而答以：“本无异同，不必过虑。”王夫之失望而归，而此后事态的发展，正印证了他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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