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洞玄子》一书说,男人在妻子经后一至三天行房,他将获得儿子;四至五天行房,他将获得女儿;五天后行房,那么他所做的都是白费。
在初中时代,葛不垒就看过这本书了,从此他养成了抓紧时间的习惯,任何事拖延了五天,都觉得白费。葛不垒争分夺秒地活到了二十九岁,虽然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色情照片,但仍然没有经历过女人。
二十九岁的生日,他在一家饭馆度过,有t八个中学同学陪同。事隔多年,他的朋友圈子仍然是初中的这几个人,他在初中做过美术课代表,现在为盗版书画插图维生,近期任务中女裸像的数量越来越大,他的手令他倍感不安,预感到将有什么发生。
他说:“到时候了!”准备找个地方花三百块钱,葬送掉自己的童贞。他的大胆想法,令气氛顿时热烈,有同学说,关键是要留下美好回忆,建议他把钱数翻一翻。被葛不垒认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有心闯进餐馆厨房,拿刀将同学砍翻。
当他恶念丛生之际,一个女人从洗手间走出,摔倒在地。
她穿着紧身黑衣,倒地后露出一片莹黄的腰肌,同学们登时一静。
这个女人倒地后,慢慢爬起,披头散发地走到一张餐桌前,坐下端起酒杯,仰头便是一口。她站起时,胯骨高度平齐于坐着的葛不垒的眉骨。
有同学议论:“她好高呀!我刚才已经注意她半天了。”她头发湿漉漉的,眼部化妆沾水后流淌下来,形成两道污痕。她胳膊长长,文着一把阿拉伯弯刀,同学们越看越觉得她是个野鸡,然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葛不垒脸上。
有同学说:“喂,到时候了。”葛不垒沉默少顷,起身走到醉酒女人的桌前,两人聊了几句,然后葛不垒搀扶着她站起。
两人慢慢走过同学们的饭桌,推门而去。
他俩出门后,响起了密集的雨声,还有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有同学评说,这象征着葛不垒已完成使命。众人哄笑,此时餐馆老板走来,一指醉酒女人刚才坐的桌子:“这桌也是你们结账吧?”同学们面面相觑,看看窗外葛不垒消失的方向,骂了声:“这孙子。”
那晚后,葛不垒的同学关系开始恶化。他和醉酒女人出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为一个谜。第二天同学们纷纷打电话问候时,他不在家。许多天后,有人打通了他的电话,他表示他依然是个处男。
葛不垒被同学们抛弃,从此无声无息。两年后,有同学从电视里见到了葛不垒,他留着短短的一圈络腮胡,戴着宽大的黑边眼镜,冷静地回答着记者提问。
他已经成了一个观念艺术家,最著名的作品名为《摔倒》。那是一百多幅照片,一个女人在酒吧、宾馆、厕所、街头、写字间、办公室、垃圾站等各种地方毫无例外地摔倒,每摔倒一次,身上的物品就少了一件,最后一张照片是她一丝不挂地摔倒在床上。
这件作品被称为寓意深刻,表达了对女权的思考和对社会制度的忧虑,在欧洲某艺术双年展夺得大奖,但因为裸体问题,没在电视上出现,只由记者口头介绍了一番。
此次采访的重点是葛不垒名为《女人侵略世界》的新作,他拿出一幅凡·高名作《向日葵》的复制品,指着向日葵花盘密密麻麻的中心地带,严肃地对记者说:“这是女导演麦什柯尼的思维状态,以这种思维,她拍摄了《我成为女人的那一天》,这部电影是要诱导男人,让他们统统变成女人。”
记者说:“这部电影我看过,描述了传统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处境,好像没有你说的意思。”
葛不垒说:“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坚持我的看法。”随后,又拿出了一张《向日葵》的复制品,指着花盘中心,说:“这是可可·香奈尔的人造宝石,她用一些廉价玩意,造成女性服装的变革。”记者说:“但一套可可·香奈尔还是很贵的呀!”葛不垒说:“我没给女人买过衣服,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随后他又拿出了十几张《向日葵》复制品,将花盘说成了十几种不同事物。看得筋疲力尽的记者最后评说:“把同一个东西,说得干奇百怪,但终究还是一个东西。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虽然女人有许多变幻,但她们的本质仍旧贫乏,女人很难侵略世界?”
葛不垒:“你得出了一个观念。所谓观念艺术,是在观众的脑海中形成的,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作品。对了,你说的,跟一个外国记者说的一样。”记者登时精神饱满。
记者乘兴追问:“你的作品表达了你对女人贫乏本质的认识,我能否问一句,你有过多少女人?”
葛不垒:“我是个处男。”
记者闪烁着狡猾的目光,嘿嘿笑道:“这又是一个观念?”
葛不垒:“不,我是个处男。”
记者惊叫一声,随后采访结束。
看完电视的同学召集了所有同学,他们从网上查到了葛不垒的个人网页,上面有葛不垒新的电话地址。两日后,葛不垒在钱柜请同学们唱了卡拉OK,在第二天早晨散伙时,一个神志不清的同学还在追问葛不垒:“你有过女人吧?”
葛不垒:“不,我是个处男。”
这个答案,葛不垒已重复了一个晚上,开始同学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觉得他在玩观念,但在卡拉OK过后的第三天,有一个同学提出了大胆的想法:“他该不会是说真的吧?”这个想法以E—mail流传到同学间,同学们感到后怕,决定为葛不垒找一个女人。 三十一岁的葛不垒,脸上的青春痘已自然消失。他欣然接受了同学们的提议,在自己家中等待着同学们为他雇来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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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林与葛不垒
大学时代学编剧,给人物起名伤透脑筋。司徒兆敦老师告诉我们一个简洁之法,名胜古迹上满是“某某某到此一游”,随便挑挑,都是特棒的坏人名。
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总不如真人强。许多年前,我有一次失败的电视剧编剧经历,因写得太差未投拍,费数日心机,忽得灵感,给汪伪特务机关的二号人物起名叫“廖凡”,觉得响亮而有神秘感。投资方跟我说,他们认识位演员就叫廖凡。
《者名演员郭国林》《处男葛不垒》都是从生活中取材,郭国林是一位出租司机的名字,街头正常打车,去郊区看老同学。郭国林喜欢聊天,一路有说有笑,但当我记错了同学家,来回转圈找时,他突然问:“大哥,你不是要杀我吧?”
当年有好几起出租司机被杀抢钱事件,导致出租车驾驶位架上铁条护栏,奥运会前夕才统一拆除。我以为他在说笑,不料他眼中是真实的惧意。跟他开了七八句玩笑,他自己乐了。出于搜集人名的爱好,见他情绪缓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再次搞得他很紧张,闷了一会儿才告诉我。
《者名演员郭国林》写的是惧意,对他人信任的丧失,甚至对支撑自己的理想、奋斗的目标都有惧意,于是采了他名字。
我生在北京,北京的特征是人好话好,街上走的人面善,话音悦耳,爱帮人。遇上外地人问路,一句“您跟我走吧”,能领路出去三五百米——我童年随姥爷姥姥纳凉遛弯,青少年街头画画,十几年见证的。
1990年代的那个夏天,是个坎儿,打开速写本低头画着,再抬头,忽觉街头变了味,走满了面恶声冽的人。
现今影视作品中那种扯嗓子拖长音的北京话,并不是北京话,旗人的包衣奴才或小偷混混才那么说话,哪个孩子要说这种话音,老人们都不让自家孩子跟他来往。这口贱坏腔,今天成了北京话标准。
常有人问我:“你是北京人么?听着不像啊。”由胡同到苏联式楼房,是我从姥爷家到父母家的转变,苏式楼区里是不同于胡同的小孩。胡同小孩,早早男女有别,三五岁已是二十岁男女的交往方式,矜持有礼,女孩邀请男孩去家里看刚买的玩具,男孩在女孩一家苦劝下,才敢在玩具上上手,心里是“这辈子决不能辜负她”的重誓。女孩父母也是“三岁看老”的思维,日后跟邻居聊天,说“这孩子不错”,评姑爷的口吻,似乎女儿已嫁了出去。
苏式楼区,男孩女孩傻玩在一起。胡同男孩之间,代表各家的体面,无冤无仇,不亲不远。苏式楼区,则有头儿,头儿认了,才有许多人跟你玩。否则只跟一二个小学同学玩,偷鸡摸狗似的。
葛不垒是个头儿,大我五六岁。他问我:“会打架么?”我摔倒两个同龄小孩,通过了考验。他父母调动工作,他随之搬离楼区,听闻喜欢上港台歌曲,弹起了吉他。
过去七八年,一个师范学院学生来我的初中实习,讲思想品德课,长得酷似齐秦,虽然他长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葛不垒——我的头儿。
他没讲思想品德,讲的是斯大林农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深得旁听讲课的校领导赏识,实习评语上高度评价。我没有相认,看着他载誉离去,欣慰地想,不愧是我的头儿。《处男葛不垒》重点情节是人的意外相逢,便盗用了他名。曾经想象过,我和头儿老了后,在公园里偶遇的情景。
抄录一段高仓健早期代表作《昭和残侠传》中,黑道相认的台词。两人屈膝欠身地说话:
“我乃漂泊一旅人。”
“我乃本帮一后生。”
“……(介绍完经历)鄙人初涉江湖,企盼阁下关照。”
“……(介绍完自己在帮中职务)鄙人入道未久,还望阁下赐教。”
“多谢,请起身。”
“不敢,还是您先起身。”
“不敢,您先起身。”
“这样吧,咱俩一块起身?”
“听您的吩咐。”
两个黑道同时站直了腰,相认了。
——我和葛不垒八九十岁后,相认用语,应该比六十年代日本黑道说的还要礼貌些吧,那时,下我们两代的小孩们正当壮年,该已找回了上我们两代人的文明了吧。
书中插图是高中所画,小说多是大学毕业九年内所写。
也好。
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
二十六年前的冬季,因为这么画画,学校要开除我,连忍带混地到了毕业,愤而去考电影学院。四年画作,撕了些,扔了些,放得毁了些,还能看的只二十二张了。
日子久了,再看再论……要开除我,确有道理。
大学毕业时,把高中时代得意的十张画分送给三位帮过我的人,找不出别的感恩法,献上自认最好的东西。有人皱眉收下,有人说:“我也画过画……你画的什么呀?”
恍惚过,不送画,送四十块钱的水果是否更好?
他们随手搁下,搬家会丢,放着会毁。前年听说有人已过世。
我的高中,并非仅是忍混,起码还有永难再见的十张画。
徐皓峰
2016年12月3日
老天让她当天使
童年受到的艺术教育,来于父亲单位的篮球体育馆,很少有篮球比赛,用来办好人好事表彰会、歌咏比赛、青年励志演讲……主要用来放电影,偶尔有全裸镜头的美国二十年代默片。
故事片之前会放一两部短纪录片。讲毕加索的纪录片,赞他早年画社会底层,责怪他之后放弃了流浪汉,画变形的立体主义,卖好弄玄于资产阶级,品格沦丧,才华尽失。
卓别林则对抗资本主义,一生硬汉,从未沉沦,鼎盛期有《摩登时代》,晚年还有《几尔杜先生》。
法国有太多有钱的寡妇,凡尔杜娶了十二名寡妇,皆杀之取财。他掌握了高超恋爱技巧,但遇上无钱的姑娘,再漂亮,考虑的也仅是“可用于实验新品毒药”。凡尔杜被捕死刑前,面对牧师,彬彬有礼地问:“牧师先生,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么?”
——表达“个人无罪,社会有罪”的主题,有罪的是欧美金融体系。卓别林的政治正确,令我的父辈钦佩不已。
多年后重看此片,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凡尔杜法庭上嘴硬,实则心里认罪,没有全归咎于社会,但他的救赎不是牧师,是那个原打算拿她实验毒药的姑娘。
她是他雨夜街边遇上的穷人,说是送她回住所,结果她跟去了他家,或是人开放或是需要钱,她一副可聊可睡的模样,为让她喝下毒酒,他聊起了爱情,不料她说的比他好,感动了他,于是换下毒酒,给她钱,送她走。
第二次街头相遇,他正为一次未遂的谋杀而烦恼,她老友般打招呼。她还穷着,他掏钱,她说“我只是想跟你问声好”,他说“别傻,你需要”,交钱离去。他对于她,是个既不留名也不留情的圣人。
第三次相遇,他穷了,十二个寡妇的财产尽在股票市场玩完。她富裕着,嫁了一个军火商,正值二战,发了大财。她说轮到她帮他,报恩和谈情兼有的模样,养老有了着落,可能还很幸福……
他说:“请让我完成我的命运。”送走她后,走向警察。
她以带来幸运的天使形象,带给他惩罚。幸福的冲击力,会让人想多,想到自身罪孽,想到了结。
世上有许多几尔杜先生遇到的天使,日日游走,让人以愧对幸福的心态死去。写作的意义,是猜测老天别有所图的运作方式,识别迎面而来事物下的杀机。
初中一年级立志学习艺术,三十年来,渐生寒意。艺术不是个人行为,个人所能做的,只是最初下一个决心,之后都是随波逐流,老天在一路安排。
写这些小说时,我尚青年,《流氓家史》写于1995年,大学三年级暑假;《者名演员郭国林》写于2006年冬季,还失业在家。之后,我的小说便不再写当代,不再写年轻,即便以年轻者为主角,也是他闯入了中老年世界。
重新翻看,心绪古怪,不知怎么成于我手,当年写下这些文字背后的那股力量早已离去。如观陌生人作品,每篇皆有触目的数行,怆然叹服,写得真好。
谁写的?
想认识他。
2016年12月1日
收在《处男葛不垒》中的小说,都属于作者徐皓峰的少作,创作期“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作为美院附中及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青年徐皓峰汲汲于艺术之真谛,这些作品里可以瞥见一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魅影,九十年代原乡北京的风貌人情,青春雀跃驰骋的疆域。所有的单纯、稚气、幻想和想象无不打着童贞的烙印并且不复重现。
《处男葛不垒》是中篇小说集。共收入九篇徐皓峰早期创作的发表于各个刊物的中篇小说:《处男葛不垒》《流氓家史》《劫活》《花园中的养蛇人》《1987年的武侠》《博尔赫斯的眼睛》《红螺障》《者名演员郭国林》《上海九流》。相对于近年创作,徐皓峰早期作品可读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