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66年，革命的结果是神与人的距离消失了。第二次是1978年，以权与钱的交换作为收获。二者都是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却给中国人以意外的欣喜。这种喜悦绝不亚于1949年翻身解放带来的。人们发现自己长高了，不再习惯仰视他人。面对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大家完全可以用金钱加以抗争，至少能够平衡自己。你是厅长你能住四室一厅，但我可以掏三十万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房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有本事挣钱的话。这总比仰人鼻息夹尾巴装孙子强一点也容易一点。他想，我倒是该动动这个脑筋了。离开机关的这两年他倒是做成了两笔生意。一笔是同一个驾驶员倒卖了两箱酒，另一笔是给电视台拉了个广告。两笔所得两千多，也没费什么功夫，心里还很滋润。他想当初如果李佳支持自己搞公司没准现在就已经发了。自从脱离机关后，李佳的情绪似乎变好了一些，很少有牢骚，也能容忍他彻夜不归地打麻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时常掠过他的心头。他想这肯定不是个偶然。分居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冷战的局面越发完美，很像一场巷战的间歇，寂静意味着更大的恐慌。
另一件困惑的事是几年前飞到海南的林之冰一去没有音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这只风筝在梦中是非常美丽的，像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动感和惊人的想象力，而且还有温度。风筝飘逸的翅膀最后总幻变为女人劈开的双腿，映衬于蓝色背景之上。那是一片纯粹的蓝，大陆上是无法寻见的。后来，风筝消失了，只剩下了这片蓝色。1992年的春天因为梦中的这片蓝色渐渐变得有些可人，而暖风却是从一个老人手臂之下吹向大陆的——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这个国家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变，让人惊喜而不知所措。人们仿佛看见了一种被称作希望的东西又出现了，无梦生涯行将宣告结束。对于随时可以放弃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春天无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的回归。梦想的权力。
犁城以其习惯的步调跻身于春天的行列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投影似乎更有趣，不出几日，几乎所有的机关门面都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某某公司，成为一大景观。而公开的解释无比理直气壮：这就是改革。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机关有总公司，每个处室还可以设分公司，人尽其才，各显神通，有权吃权，有智吃智，无权无智则搞点小本营生。李佳的单位把作息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上班，各人去菜市买菜，集中起来，女的洗男的切，井然有序。下班提前一小时，全体到街上卖盒菜。谁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不下架子？一周下来，人均分得三十七块，这利润还算少吗？我们不笨，只要上面给政策。文联的人是清高的，要做的不过是把沿街的办公室改成商用门面，包租出去，得钱而省力。文联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单位，文件上不是说要内部挖潜吗？于是就这么挖了。那些日子，犁城的天空充满了欲望的气息，街头巷尾一片发财声。犁城历史上出产一种臭豆腐干子，再次成为城市的门面似乎理所当然。外省人来此一游，首先不习惯的是满大街的臭干味和让你睁不开眼的杨花飞絮。但是一顿饭之后，客人的印象不经意地改变了（P4-5）
《独白与手势·蓝》原计划是放在2000年完成的，这么考虑，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在写完第一部《白》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想听听朋友及读者的反映；其二是我想抽空再去一趟海口，做针对性的实地考察并拍下一些照片。其时我正在筹备电视剧《海口日记》的运作，想自己再做导演。我想等去海口拍完片子，然后再静下心来写《蓝》。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海口日记》的投资方有固定的合作班底，我要坚持自己导戏便有点强人所难，于是就把剧本给卖了。紧接着，一些期刊编辑部得知我在写所谓长篇三部曲时，便不断和我联系，他们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众口一声：还是趁热打铁吧！再就是，写完《白》的我其实也未能从这种新鲜的叙述形式里走出来，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便有了里应外合的基础。还有一个站不住脚却十分真实的理由，就是我刚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正练着，需要靶子——从前我是竭力反对换笔的，但近期我的脖子不行得厉害，时时发出嘎嘎的响声，就害怕，可又担心用这东西找不着写的感觉。我用的是拼音，于是就有朋友劝我改用五笔，说那样快。而我执意不从，觉得把一个漂亮的方块汉字活生生地拆开再组装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我就想上手就拿拼音拼出一部长篇来，认为二十万字拼过，怎么样也熟练了。于是便跃跃欲试地做起这件事了。从某种意义上，这次的换笔，是对我找到的这种形式的一个小的补充，因为它也给予了我刺激。
与《白》不同，《蓝》规定的故事时间前后不过三年，所以相对而言要集中一些。在这部小说里，除了延续了一个男人的情感旅程和心灵磨难，我着意要表现的是“我”在海与岸之间的那种焦灼状态。这种情绪，曾经在我其他的中短篇里表达过，但我觉得还不够淋漓尽致，我希望它能成为我对南方最后的思念。
兴许与合肥冬季没有供暖有关，我发现我大部分的文字都完成于夏天，所谓挥汗如雨，而我早已习惯成自然。《蓝》文字部分的写作大约只花了七十天，脱稿日期是7月28日，正尽酷暑，这使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那个位于南方之南、地处北纬20度的岛屿，不禁恍然若梦。
《蓝》首发刊物是《小说家》2000年第一期，正好与《作家》连载的第一部《白》相接，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两部同时出版，是让我愉快的。整整十年前，我的长篇处女作《日晕》就是由她出版的，使我获得了一份特殊的慰藉，我自然要谢谢她！
我有一篇叫作《关系》的小说，也是写南方的，在那篇小说的结尾，我也写了一个男人对海南岛的告别，当时他站在船尾，在这个男人的视野里，海水越来越蓝。这时，男人出其不意地对着接近模糊的海岸线大喊了一声。于是有人问他：喊什么呢？
男人说：喊一位朋友。问话的人一笑：这么远，能听得见吗？男人说：听不见，但我需要喊一声。
1999年10月25日，北京天坛之侧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潘军著的《独白与手势(蓝)(精)/潘军小说典藏》为当代原创长篇小说，系作家潘军独白与手势三部曲的第二部，主要通过主人公在海南打拼三年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在打拼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人生际遇。有情感上的挫折，有家庭生活的不如意，有生意场上的失意，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与故事的发展相始终，这些人生际遇与作品的特定环境相互交融，体现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主人公在打拼过程中的各种艰辛，给人启迪，发人深思。
与《白》不同，潘军著的《独白与手势(蓝)(精)/潘军小说典藏》规定的故事时间前后不过三年，所以相对而言要集中一些。在这部小说里，除了延续了一个男人的情感旅程和心灵磨难，作者着意要表现的是“我”在海与岸之间的那种焦灼状态。这种情绪，曾经在作者其他的中短篇里表达过，但作者觉得还不够淋漓尽致，希望本书能成为作者对南方最后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