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前后
一
陆有祥走进了大门，迎着月光，模糊地望见那绉黄色的树皮被剥得精光，川连柱子上的铁圈生了锈，障子被母猪扯烂了，院里院外，净是秫秸叶子，一切的现象都使他感到失望。他的一只脚踢着铁圈锵锵地响起来，那声音使他惊愕地停止了脚步，他集中精神向周围观看着，在仓子的拐角处有一个庄稼人的粗嗓子向他打招呼。
“陆有祥！”
喊陆有祥的是秃六，一个倔强不屈的庄稼小伙子，紫黑色的脸膛，眉毛浓浓的，穿着浅蓝色的棉袄，腰间扎着五尺长的青花旗大布带子。照常，他们见了面便唠起嗑来。
“秃六，你深更半夜出来干啥？”
“到福大叔家里借钱，好交官钱。”
陆有祥看见秃六的手里有一张白纸帖子。贴在腰中的花旗带子上，一片麻麻黑。他翘起大拇指喊着：
“官项的事，像是鬼催命似的！”
陆有祥问：“秃六，上月官钱不是交过了吗？”
“上月交的是春耕贷款的一分二厘的利息，这回村公所又下来了命令，说是‘满洲国’皇上登基，全部缴齐。”
“秃六……秃六……”陆有祥的嘴唇有些发抖，他的表情显出不安和惊异。经过一些时间他又开始发问：“秃六，你也听说‘满洲国’皇帝登基吗？真是奇怪！”
“大小孩子都这样说。”
秃六举起一只巴掌，激昂地拍拍自己胯骨，仿佛击打什么可恶的东西一样，他谈到官钱的时候，感到沉重的压抑。他也非常同情陆有祥的遭遇，拍拍他的肩膀。
“有祥，咱两家都是小门小户。”
“小鱼串大串上啦！”
“你看着吧！登基以后，‘满洲国’官钱更该重了，掏也掏不起，上个月，咱两家不是掏了区署会议的杂捐吗？”
“月月都有苛税杂捐！”
“咳！交不完的苛税杂捐！”
秃六叹息了一声，慌慌张张地走开了，离开院心，一只人影子随着秫桔障子渐渐地模糊了。隐隐地，顺着风向可以听到嚓嚓的脚步声，仿佛小石块摩擦着地皮一样，终于慢慢地消失了。这时候，陆有祥凝神谛听着：冲进他的耳朵里却是深巷里母牛的呻吟，悲沉的声调随着寒风一次一次地传来。心灵微微地悸动着，他带着一颗忧郁的心情走到了房门口，门上的门神已经折毁了，有许多稗草撒在旁边，零乱而且肮脏。从生理上发生一种反感。
他拉长了脚步对着上房走去，一种沉重的脚步声在地上哧哧地响着。他神秘地抬起了头，望见从窗帘中透进来的疏疏的月光，草房里的摆设出现在他的眼前：靠着房门口是一处锅台，灶坑口堆着一摊软软的秫秸灰，厚厚的，仿佛是堆积了很长的期间。另外有些格荛粪屑塞在粪箕子里，泔水缸装满了猪食和米汤，灶坑口的灰仍旧是熊熊地放射着火星。他眨着眼，从火星上引起一种希望。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陆有祥带着希望回了家；回到了家，又怎样感到绝望呢！
陆有祥的家里有三口人：除他而外，还有一个寡妇妈妈，一个年轻媳妇。他种着几亩薄田，成年累月地踢土疙瘩，起早贪黑，三口人囫囵不住吃穿，加上天灾病热，官钱花销，日子就更愁了！记得那年秋天，他因为娶媳妇欠了饥荒，跑到沈阳工夫市卖工夫。恰好碰见日本鬼子进攻北大学，八门八关都结上了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大白天响着枪，人心惶惶的，仿佛天塌下来一样。他死里逃生地逃回了家，想不到寡妇妈妈由于又惊又急，瞎了一只左眼，右眼成了火蒙眼，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
陆大娘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已经是六十开外的年纪了，头发刷刷惨白，抬头纹深深的，眼睛又不济，终朝每日还是照样操劳。她虽然看不见亮，却知道阴天要盖酱斗篷，晚上该放秫秸帘子。她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烧水做饭，什么时候该放被睡觉，一个时辰也不差。她照天如数地数着烟笸箩里的一串铜钱，用手指头掐算一下，仿佛什么事情都能计算出来似的。她能够精密地听出儿子的脚步，几步跨过门坎，什么时候到家，心情好不好。一听到那突突的靰鞡脚的声音，就喜悦地叫道：
“有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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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抗战胜利虽然已经七十年了，但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编者却很难感受到胜利的喜悦。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遇到的苦难和空前惨烈的牺牲相比，新文学对中国抗战的抒写，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份本来就已经不够厚重的遗产，又长期经受着有意或无意的遗忘，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淡，越来越边缘。一边是历史的残酷与沉重，一边是文字的单薄与轻浮，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天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倾斜。撇开“犹太人问题”“奥斯维辛”等名词早已经成了常识的欧美不谈，即便和战败国日本相比，我们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与反思，也明显要薄弱得多。
这里面，当然有无须多说的社会历史原因。但除了个人无能为力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外，我们关于新文学现代性品质的理解及其相应的阐释话语，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共谋者的角色。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所能做，也必须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理论视野和阐释话语，在保存和守护现代作家留下的这份不算厚重，但却无可替代的珍贵文学遗产的前提下，激活我们对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新理解。
基于此，我们有意识地把文学的“历史记忆”功能，当作问题提了出来，选人了一些艺术上比较幼稚或粗糙的作品。这并非不重视艺术性，而是说：新文学对中国抗战的抒写，有其特殊的历史品质。对合格的专业读者，艺术上幼稚或粗糙不是我们无视，乃至鄙视抗日文学的理由，而是促成自我反省的人口：和这些作家作品相比，我们做了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事后看来“文学性”明显不足的作品，会受到当时的普遍欢迎；现在不被看好的作品，也有可能随着阅读语境的转换而一跃成为名篇。历史研究要面对的，恰好就是这些问题。一部“有问题”的作品，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作品中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作品本身。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够透过这些作品，展开更进一步的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东北作家在表现中国抗战方面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东北作家最早引起文坛瞩目，当然是因为他们率先经历了国家沦亡、家园荒芜的痛苦，写出了东北大地的沉重与东北人民的反抗。但这并不是全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更进一步，对大江南北各地的抗战生活与历史事件展开了全方位、多样化的抒写。他们的创作，早已经逾出了一般人印象中的地域限制，具有了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沉痛的切身经历和丰富的创作经验，让他们在全国性的抗日文学大潮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东北作家与东北地区的抗日文学，因而不是地域性的，而是整个现代中国抗日文学最重要的一环，必须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阐释。
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这个选本，能够让有心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新文学的活力，在于它自身蕴含了相互辩驳、相互质疑的异质性元素，并通过这种辩驳和质疑获得了自我治疗的历史能力。正如把五四运动放在晚清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和中日关系史中来看待会更清晰一样，把“五四”新文学和抗日文学从线性时间结构中解放出来，还原它们相互辩驳、相互质疑的对话结构，或许才是我们理解新文学传统的有效途径。“五四”新文学、抗日文学、新文学三者，都可以在这个对话结构中得到更充分、更清晰的呈现。
八十年代初期以抗辩者姿态出现的审美主义话语，早已经耗尽了它的历史内涵，沦为了娱乐文化的理论面具。可以预见的是，我们还将要出席“个人”话语的葬礼，见证并承受随之而来的挑战。这不是说，抗日文学的历史性品质，和它的“民族国家”话语将会因此而复活，而是说：抗日文学的历史经验和话语形态，面临着新的理解和阐释。就像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和长时段历史视野，正在改变着我们关于中国抗战的理解一样。
常识告诉我们，新的理解和阐释，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的误解和扭曲。而事实性的“历史记忆”，既是理解和阐释的出发点，又是澄清误解和扭曲的最终根据。作为一份“历史记忆”，这两卷作品选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吧。
《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主编张中良先生和副主编章海宁先生，为编者提供了最初的选目和线索，我的学生蒲小蛟，积极协助查找、借阅和复制相关资料。他们的工作，为编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没有他们的信任、支持和帮助，编者就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相关工作。特此说明并致谢。编选中的疏漏或缺失，当然该由编者自己负责。
编者
2015年6月
段从学
一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定，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目标，就是创造出具有所谓永恒“审美价值”的作品，满足人类个人审美欣赏需要。但正如世界并非为了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才存在一样，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目标，也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至少，它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维度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第一，是在共时性空间里，直面当下的历史事件，刻画“现时代”的历史和生活经验，提炼“我们的”现代性之美。胡适之所以把王闽运等人的诗作斥为“假古董”，就因为他们“大都是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反过来，他之不惜把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等人的白话小说推为“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根据也是同样的现代性逻辑：“此无他故，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等最早一批东北抗日题材作品的评价，立足点也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立场。他批判“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只能在沉默中“相率被杀，被奴”的情形说：“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反过来，唯其“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鲁迅才对《八月的乡村》等作品给予了众所周知的热情赞扬：“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些小说虽然包含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艺术上颇为粗糙，“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事实上，把文学当作“记忆的艺术”来对待，强调“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重要性，并非现代中国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波德莱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高度赞扬了G先生、韦尔内等“寻找现代性”的艺术家。古人对杜甫“诗史”的赞誉，实际上也包含了把诗歌当作“记忆的艺术”来对待的意愿。
第二，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范围内来看，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维度，还关联着朝代意义上的古代“汉语文学”剥离其在亚洲范围内的普遍性，把自己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最终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置身于“后历史”中的我们，往往容易强调作为结果的“现代中国”如何制约和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命运，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另一面：“现代文学”如何想象并参与了建构“现代中国”的话语实践。质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并非由它在时间轴线上的“现时代”位置所致，而是由它全面而深刻地参与了想象和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可避免地关联在一起的特殊品质所决定的。
事实很清楚：无论作为“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记忆的艺术”，还是作为想象和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话语，从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绵延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都是中国新文学绕不过去的内在元素。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动摇了“传统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中国知识界由此不得不放弃传统“天下”模式，开始了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中来思考“现代中国”命运的现代性进程。而抗战胜利，则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在迄今为止的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中的历史位置。在此期间，由日俄战争而导致的中、日、俄三国地缘政治格局巨变、由“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等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更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渗透到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之中，塑造了它迄
……
广大的中国农民如此；那些在抗战初期纷纷欢呼着、跳跃着投身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样也如此。罗荪的第一人称书信体小说《寂寞》，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如何一点一点地意识到，并开始克服自身缺陷，挣扎着走上了成长之路的情形。
战争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惯常进程，也为各种矛盾的重组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了排遣失恋之后的寂寞，小说主人公林涛像车尔尼雪夫斯基《何为》(今译《怎么办》)里的乐卜何夫那样，“以一个重大的工作的责任加在自己的身上”，投身到了抗战的伟大洪流中，把工作变成了“自己最大的嗜好”。繁重的抗战工作，成了他逃避自己、克服自己内心烦恼的途径。昔日的恋人亭亭回到武汉，两人再度相逢溅起的感情波折，让林涛意识到了自己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真正投身到抗战的历史洪流中，置身于大时代的暴风雨中。
我想起了冈察洛夫在他的小说《悬崖》里面写着莱斯基在森林中遏着了暴风雨，他退回到自己的家中来，他承认他还是应该在家里房屋的庇护下来欣赏这暴风雨。这是一段如何锋利的讽刺啊！
当我躲进自己这个巢窠的时候，我望着那密集起来的乌云，我听着那吼啸着的巨风，我是在这间屋子的隅角里，从那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罅隙中张望着它们。
紧张繁忙的抗战工作，和他心爱的书籍、音乐一样，成了林涛逃避自己、减少因失恋而来的苦闷与寂寞的手段。“我自己以为是投身在人生宽阔的大海里，实际上不过是靠近了海的边缘，望着一片蒙蒙的海雾，我实在站得还很远。我不过是将自己的心愿投进那海的憧憬里面，自己却浮泳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中……在一片幻化的布景中叫喊！”
武汉撤退，亭亭又一次离开后，林涛在日记中写道：“我憎恨自己。我开始痛恼自己的卑怯。”于是，他拖着虚弱的病体，挣扎着向重庆大后方前进，开始了克服卑怯与寂寞、走向抗战大时代的人生旅程。体弱多病的林涛，最终虽然未能抵达重庆，倒在了荒僻的旅途中，但却为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昭示了一条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民族和国家的成长，与个人的成长，汇成了奔腾不息的时代潮流。小说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与牺牲的工作伦理等话题的思考，无形中把“五四”时代“个人的发现”，改写成了对“个人的成长”的关注，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形态和思想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抗战不是中断，而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进程。重新发掘和审视抗战文学的历史遗产，因而也具有了拓展我们的现代性视域、刷新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新文学现代性特质之历史先见的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
这套由段从学主编的《东北抗日文学大系(1931-1945年第2卷中篇小说共2册)》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1931—1945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的钟篇小说部分，本卷共二册，收入艾芜、李辉英、萧红、舒群、蔡天心、端木蕻良、罗烽、马加、白朗、但娣、骆宾基、罗荪等12位作家抗战时期（1931—1945）的中篇小说14篇，是中国东北抗战文学中篇小说的集中展示。
《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文出版项目。《大系》收录的作品题材丰富，作品涉及面广，第一次对东北抗日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大系》共7个系列20卷(首批面世的图书为短篇小说3卷，中篇小说2卷，长篇小说5卷，共10卷)，不但收录有东北抗日文学传统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还包括流亡在东北以外地区，如北平、武汉、重庆、桂林等地的作家的作品，既有战斗在沦陷区，与日寇以死相搏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作品，也有在隐秘战线不怕牺牲的地下战士及进步作家的文字，同时还收录了非东北籍和没有在东北生活经历的作家写的东北抗日题材的作品。此外，此前一直不被关注的关于东北抗日的旧体诗词，此次也一并被纳入编选的范围。通过《大系》可看清当年东北抗日文学的全貌，对系统挖掘、整理、研究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套由段从学主编的《东北抗日文学大系(1931-1945年第2卷中篇小说共2册)》是该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