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山厌高而水厌深
谈曾静案时，我曾提到曾静有种迂阔的见识，以为皇帝该文人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其实，“我学中人”是出过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说，曹操并没有做过皇帝啊。是的。不过他无其号而有其实，算得上是无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来说话。
曹操年轻时喜欢的三件事，是冒险、游戏和狎侮同侪。曹操一家都是老实人，对这么个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称曹操好游侠，那时世家子弟的游侠，不过是些半大孩子胡乱闯祸，惹出事来由家里承当，而对方看在家长的面子上，尽量不和他们计较，往往而成其名。
难怪那时的名士，多不说他好。在他们眼里，曹操既轻躁，还眼尖嘴利。也有说他好的，如桥玄。后来曹操对桥玄感念无已，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曹操大张旗鼓地纪念桥玄，不无对别的品评者含讥带讽之意。
年少时曹操不是好学生。从顿丘令任上罢归后，他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了几年书。再出来时，已经通经书，明古学，成为“知识分子”了。文士而称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嚣。只是隗嚣不唯场面小，便是文才，也没有办法和曹操相较。
通常，政治领袖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魏晋以下的皇帝都爱摆弄诗文，除了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个背运皇帝，也都谈不上高明。后人每以后主和徽宗为玩物丧志之戒，但问题不只在玩物丧志。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对这些事太内行，臣下难免要不自安，即所谓“月明星稀”。至于乾隆与臣子争才，那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里从没觉得皇帝的天才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曹操的诗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还要高。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像曹丕那样。而如曹操，许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实在是有些为难。倒是曹操，可以在那里傲慢地感叹“天下人相知者少”。
不仅如此，曹操还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别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诛孔融，是因为他能估计出如此做的后果，在当时以及在身后。他知道士人的弱点，他知道舆论的构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读书人的关系，他也知道孔融和别的文士集团的关系。他处死杨修后，可以以“圈内人”的身份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杨之死，不会影响帝权与士人的合作，因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再看别人。嵇康之诛，便导致一大批士人与司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剧，至于孔融，人们多只记得他的“让梨”。 曹操之不称帝，和他的角色有关。“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该“世路上的英雄”来做，诸葛亮再高明，做梦怕也不曾梦到自己当皇帝。后人每称道诸葛亮的“忠”，其实那是——用今天的话说——“敬业”，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志，声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其实是真话。
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说他“有无君之迹”，许多人也只好闭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两边的好处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满怀嫉恨的话说，叫“连圣人之法都窃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是小说，而且是一本极其缺少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实际上，这是一种风俗，从铁匠铺的学徒到大学里的教授，往往沾染。他们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曹操年轻时也是有些纵横家气的，后来日渐其少，建安十年以后，就不大见得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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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刘瑜（学者，清华大学副教授）
刀兄的学问渊博，识见敏锐，在刀兄面前，我们未免显得愚蠢。记得那一年高考，刀兄夺了鄙省的魁元；唯这一经历，成了他“平生zui大的不体面事”，人说必掩耳。盖刀兄的性格，是羞与人争的。这个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鸣里，自毁黄钟，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悬鹄太高；往往刚一开头，就拿心里的尺子——我每告诫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呀，哥儿们”——量自己，而每量必气馁。
——缪哲（学者、译书人）
“刀尔登”是邱小刚的笔名，取自辽宁省一小镇的地名。他还另有一笔名“三七”。三七是著名的云南白药的主要原料。据说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笔名曾一度在网络上颇红，之后骤然不见了踪影。这多少能说明邱氏的个性——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
邱的故事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邱的存在让我看到世上确实有一种人，胸有丘壑，但清净无为，安于市井。表面上柴米琐屑终身，其实已经参透人生的奥秘，达到了不求不朽的境界。我常常想，如果做不成范蠡，就做一个邱小刚这样的人。
——王怜花（“汉语江湖”书系出品人）
邱小刚有着超出常人的风格、风韵、风骨：聪慧、饱学、冲淡、落拓、颓唐。——风流则风流了，说他是名士，倒也未必。邱小刚只出过一本薄薄的随笔集，前两年供职一张几乎不入流的小报，如今连工作都免了，除开“三七”这个网名外，恐怕从小资到中资、老资，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老六（主持《读库》的张立宪）
猫及其他
传统如猫。我今年养了一只猫，是很好的小猫，又美丽又滑稽，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咬人。她高兴的时候咬人，生气的时候咬人，既不高兴也不生气的时候还咬人，而且她没有注射过疫苗(找不到肯给她打针的大夫)，而且她曾是只野猫，有过可疑的户外生活史。我几次帮她改掉咬人的习惯，所用的手段，不外乎扑作教刑之类，通俗地说，就是她咬我一口，我敲她脑门一记，如此竞赛，看谁先挺不住。猫的力气小，所以逃的总是她。一两个小时之内，猫不咬人了，但也失去了活泼的脾气，缩在一边，像一只狗，又像含泪的好公民。我只好前去安慰，把手献出来，这时她架子已非常大，需要再三哄劝，才肯没精打采地咬上几口。如此试验几回，我放弃了，不再心存教化的念头，爱咬就咬吧，好在她不是一只狗。
习见以为，我们的传统，有好的部分，有不好的部分，需要做的，是把不好的部分挑出来送给别人，好东西留下受用。二十世纪，这样的事业大规模进行过几次，不知现在的人们可否同意，传统中的种种因素，根本就是分剖不开的，用个流行的比喻，就是一枚硬币——不，干脆是一张纸币的两面，你没办法削去一面，留下另一面，——或许你能做到，但至少在我的城市，这样的钱花不出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粗鄙的时代，粗鄙到连我这个并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人，也开始怀旧了。话说回来，传统之于我们那一代人，许多应当来自于身影言响的，在我们是作为知识，从书本上看来的。好处是经过意志的过滤，不敢执必固之意，不好的地方，是说起来毕竟隔膜。细节的流失，使想象也空浮，有所架构，也悬在半空，哪天落下来，还得砸伤个什么人。
百年前新文化的先行者，不会想到事情会停在毛坯上。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那一代人喜谈改造民族性格，这本身就是古代的余风，因为宋元以降，要回避许多事情，便滔滔以“人性不够好啊”为辞。“民族性”是个不地道的概念，但不得不承认，在集体行为中，确实能呈现出一种类似性格的方式，未必能够还原到个人，而假如能够，也未必占统计的优势，然而人们一集中，这种方式就出来了。比如我们不愿承认的许多事情之一，是我们只是船上的乘客，也不掌舵，也不愿出力划桨，只在一边心怀嫉妒地发些牢骚，甚至威胁要把船钻一个洞；或再三检视账本，看都有谁是欠了自己的，利息若干，或宣称自己的包裹中有无数指引航向的宝贝，然又秘而不发；一边希望别人都失败，一边害怕万一轮到自己掌舵，实在无所措手足。这样一种性格，自然不是先行者所盼望的。
我成功地改掉了猫挠沙发的习惯，办法是提供给她专用的抓板。不过即使这样，猫路过沙发，偶尔还要起贼心，一边把爪子搭上去，一边斜眼看我，我颜色一动，她立刻飞奔逃掉。家中无人时猫会如何，我就不怎么放得下心了，因为曾偷眼见她深更半夜的，从睡梦中矍然而起，蹿到客厅挠几下沙发，然后溜回来，没事儿似的接着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去考察沙发，猫坐在旁边，义形于色，活像是沙发卫士，而非干过什么坏事的。
假如连抓板也不给呢？我不喜欢自己的传统，但比不高明的背景更不高明的，是没有背景。比如我不认为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有多优雅，但比不够优雅更不好的，是没有优雅的需要。古代的价值观问题最多，但比那更不好的，是没有价值观。近年流行的，是以十年为界，划分此代彼代，比如我，便应属于“六零代”。十年便敢称一个时代，那叫什么什么不知春秋，便短寿如猫，也不闻有如此壮怀。没有了参照系，自然不知道自己跑得有多快，或跬步以为千里，或蚁跃以为龙飞，前贤不起，后人则要胡卢而笑了。不过有些方面，是有点区别，比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教训还是很多，当时是不愿意听的，以为左耳朵进右耳朵便出去了，现在知道，其实没有出去，藏了起来，但已经稀薄，勉强够自吹自擂，而不足以推恩子女了。五六十年代的人，大致如此，传统的中裂，便经这一代人而显著。
我曾想写本册子，名字叫《不必读书目》，虽经主持本书的尚红科兄一力怂恿，也没写出来，一来是懒，二来是怕得罪名教(但万一能写出来呢？先做个广告放在这里)。意思是古代的书，实在没有必读不可的，——所谓不必读，不是在吃饭穿衣的意义上，在那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必读书，而是指即便受着大学教育，专业之外的，也不必读。这本于鲁迅的说法，但在鲁迅先生，是以为古书害人，读之不如不读，我则以为在今天，古书已谈不上有多少害人的力量，只是大多无趣，无趣人读无趣书，岂不无趣到底？如有所需，不如翻翻百科，看看书目，里面会介绍每本书不妨知道的要点，年代作者，格言警句什么的，足够应付社交的需要。这样可以省出时间，看看别的书，或干脆去玩点什么。
这个时候，态度的两难是必然的。这叫赶上了，没办法，前不巴村，后不巴店，连穿件衣服都像是赁来的。处在历史的附录中，个人生活越发显得重要，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我唯一敢于贡献的建议，只是怎么才算过好，人见人殊，那么这唯一的建议也就空洞了。
而且那是给普通人的建议，不敢呈献于大君子之门的。豪杰之士，在任何时候都要意气风发，不如此不能鼓舞别人参加他的游戏。我的猫每天凌晨都在床前吵闹，要把人唤起陪她玩耍，好在她只是一只猫，我可以忽略之，或者丢点什么东西过去，假如这是只老虎，可就十分不便了。所以我养猫，至于养虎，想也不曾想过，而我认识的一个人，只因生着一张老鼠脸，到现在也不敢养猫呢。
读者眼前的，是刀尔登君近十年来文字的一选集。其中有为遣无聊而写的，有为逞狡狯而写的，但多数的篇目，则是谋稻粱。刀兄悬的标准高，为了混饭吃，不得不卑其笔；对平日的所作，颇不自重。得亏喜欢他文采的几个朋友的热心，这些散出于报刊的短文，才结作一书册的模样，不复局促于明星的花边、富贾的野史与鸿儒的阔论间。
我与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读大学，一起行走于某省的“南书房”，一起编报纸；在被人威胁夺下“五斗米”时，又“挂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读书”了。刀兄的学问渊博，识见敏锐，这使他在不大的朋友圈或口碑圈里，成了受宠的人，与被惧怕的人；盖在刀兄的面前，我们未免显得愚蠢。他的天资，是旧友皆叹为不及的。记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夺了鄙省的魁元；唯这一经历，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体面事”，人说必掩耳。盖刀兄的性格，是羞与人争的—而高考无非争竞而已。这个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鸣里，自毁黄钟，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悬鹄太高；往往刚一开头，就拿心里的尺子—我每告诫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呀，哥们儿”—量自己，而每量必气馁。故他的“有作”，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了。收入这集里的文字，不过他棋酒的余事，或混饭的勾当而已。即便如此，这集里的文字，也大有可观了。就自然的作品说，人不多见山，多涉水，是不可称某山高，某水广的。人的作品，也须比长量短，方知高下。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刀兄的文字，则是出乎其时代的。他的名词有确义，动词能使转，小品词的淡妆，更弥增其颜色；至若句式，则如顽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转。故刀兄的友人们—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称是“文明堕落的一阻力”。这或是爱屋及乌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于私谊者，是有时而尽的；人所主张与反对的，也有过时的日子。到了那天，人们评判文字的好坏，将不复以激情，以偏见，而仅以品质。刀兄的友人们于今天的感受，想那时必多共鸣的人。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Oliver 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虽挽狂澜于既倒，是个人力不能胜的；但刀兄于驱遣文字时所表现的“洁癖”，亦自为精神之“骨气”的宣示或对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脱。如这集里所论的，大都为古事；然所见每与我们听说的不同。常人论以道德、善恶者，刀兄则论以平恕。此即《红楼梦》所称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虽然刀兄对《红楼梦》一书，是素来鄙薄的。这个思想自周氏兄弟以来，即有人提倡之不遗余力，但今天我读刀兄的书，仍有孤明先发之感，由此也知我们思想的不长进了。二十多年来，我与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颇感庆幸的。因我们所居的城市，粗鄙如“头曼”；可与语者，举目而寥寥。鱼之大幸，固是相忘于江海，但陆处于涸辙，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遗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于游耍了。言毕不免“当奈公何”之感。
二○○八年末，于石家庄“数他人之宝斋”
刀尔登著的《中国好人(精)》所收文章，都属短小精悍，篇篇堪称美文，且道前人所不及道、所不能道。作者一向惜墨如金，文章轻易不出手，常以“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来要求自己，产出极低、质量极高。
北大非著名才子邱小刚的第一部历史随笔集，共分三辑：“中国好人·中国坏人”、“世事·人情”、“以天下为狗任”；在作者的态度是，其实所谓好人也不是那么好，所谓坏人也不是那么坏，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杀人、以忠压倒孝、以忠压倒仁，以及以所谓大节掩盖小节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视角是有问题的，“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作者尤其对历史上无论是读书的还是放羊的，都“爱以天下为狗任”的传统抱有深刻的警惕，对海瑞一类道德迫害狂式的人物深恶痛绝。
《中国好人(精)》是中文网络上颇具才气的写作者之一刀尔登的历史专栏文字结集。作者将他的解读目光指向历史上各式各样的道德人物，以及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高地位和知名度的半虚构半真实人物。作者的解读尽可能地去除历史加于这些人物身上的泛意识形态泛道德的内容，以风趣犀利的笔锋深刻触及我们解读历史人物常犯的错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往的认识方法其实有多么可疑。
难怪李零、刘瑜、缪哲、胡紫微、张立宪、孙郁、止庵、黄章晋等众多名家都对刀尔登的文字推崇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