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要从“人性”假设开始。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总是依赖有关对象的预测、推论和判断而采取行动；这就需要事先形成关于对象性质的一般化前提假设，然后才能建立起关于对象认识的广义符号推理体系，进而以这个推理体系为基础，推论和判断对象的变化趋势，以便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行动。在管理情境中，对人的行为的预测、推论、判断乃至引导，同样离不开关于“人性”的一般化前提假设。基于“人性”假设，才能推演出一整套关于人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进而制定相应的规则和规范，来激励和约束个人行为或群体行为，而且基于特定“人性”假设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以及由此派生的规则和规范，还可以用来教育和培养管理者，并影响更广泛的组织和社会成员，让人们按照特定的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这就是说，特定的“人性”假设，不仅决定着特定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也直接影响着在这种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下行动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由此便容易理解，《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了“儒家管理的‘人性’假设是德性”这个基本立论前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大学》全篇的“总纲”，也被称为“三纲领”，提纲挈领地概述了儒家管理之道的基本内涵，相当于儒家管理之道的“本体论纲领”。其中，“明明德”讲的是管理的“人性”假设，“亲民”讲的是管理的内容和方式，而“止于至善”则讲的是管理的终极目标，也即“明明德”和“亲民”的最终归宿。儒家管理的“人性”假设、基本方式和终极目标是首尾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人性”假设和终极目标是相通的，“人性”假设中蕴含着终极目标，而终极目标则是“人性”假设的升华。只有理解了“明明德”中所蕴含的儒家关于“人性”的德性前提假设，才能真正把握住“亲民”和“止于至善”的要义，也才能达到对《大学》全篇的融会贯通。
“明明德”，就是要去发现和阐明那个“自明的德性前提”。“人性”的本质是德性，而德性又是“不证自明”的，这正是儒家管理思想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那种不证自明的公理。在儒家看来，即便承认“人性”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丰富内涵，也不能否认“人性”所具有的德性维度，而且儒家认为，恰是这个深层次的德性维度，决定着“人性”更本质的特征。
德性的自明性，直观且自然地体现在“亲情”关系及其性质之中。根据儒家的观点。“人之为人”，总是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直观且自然的“亲情”关系；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子女之间，无不是这种既直观又自然的“亲情”关系的体现。谁人从小到大没经历过这种“亲情”关系的滋养？谁人在家庭和社会中没体会到这种“亲情”关系的存在？任何人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独自从地里爬出来的，而是来自父母家庭的“亲情”关系，后来又通过组建新的家庭、为人父母而维系并拓展着这种“亲情”关系。这种“亲情”关系的存在，难道不是自明的，还需要去证明吗？
不仅“亲情”关系的存在是自明的，而且，“亲情”关系的性质也是自明的，那便是直观且自然的“亲情之爱”。也就是说，“亲情”关系的本质就是“爱”。为人父母谁不知爱子女？哪个子女不知爱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又怎会没有爱？这种“亲情之爱”，难道不是像“亲情”关系的存在一样自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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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钢，男，1966年2月出生，山东蓬莱人，管理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学习经历：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就读于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9月至1992年6月，就读于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4年3月至1998年2月，在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职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出国经历：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在“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的资助下赴英国阿斯顿大学商学院进行访问研究。2002年6月至2002年9月，在“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下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进行访问研究。2004年8月16日至2004年9月20日，在加拿大政府“加拿大研究特别奖励项目”的资助下赴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进行访问研究。2005年4月至2005年7月，在“浙江大学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资助下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行访问研究。2009年3月至2009年5月，在“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资助下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与经济学院进行访问研究。工作经历：1992年8月至1994年3月，在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任助教。1994年4月至1998年6月，在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任讲师。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在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1999年7月至2002年11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系任副教授。2002年12月至2005年8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系任教授。2005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任教授。科研教学概况：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理论与组织创新、知识理论与知识管理、战略更新与竞争优势、创新与创业管理等。曾出版专著3部、合著5部、编著教材1本、参编教材4本，发表论文100余篇，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其他纵向和横向课题多项，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目前主讲主要课程：中外管理思想史（全校本科通识课）、管理学（MBA、科学类硕士生学位课）、组织与管理研究（博士生专业课）、组织理论前沿（博士生专题课）、管理哲学（EMBA课程）。
《大学》和《中庸》是对《论语》的权威阐释。《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围绕着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三个维度，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论语》的表达形式是“语录体”，以思想观点的陈述为主，缺少必要的展开论证，这就让后学者和实践者难以洞悉《论语》管理思想的精髓和理路，不容易摸到进入管理殿堂的门径，大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惑。对《论语》的解惑释疑工作，自然要由孔子的直传弟子及再传弟子来承担。
相传，《大学》为孔子的直传弟子曾子所作。《大学》最早出现在《礼记》中，而《礼记》原本就是孔门弟子学“礼”时的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的汇编。这些作品既可以视为孔门弟子关于“礼”的理解，也可以看作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其中，《大学》被认为是曾子的作品，而曾子的言论在《论语》中有14处之多。在《论语》第一篇第4章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由此明确提出了以“忠信”为核心的管理职业规范。在《论语》第四篇第15章中，曾子又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则进一步将“忠信”的内涵与作为推己及人的“恕”联系起来，从而让管理职业规范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内涵。这些都无不体现出曾子对孔子思想的准确把握和恰当表达。
《大学》对《论语》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阐明了管理之道的“人性”假设的自明德性内涵；二是明确了管理者素质的具体修养路径。管理之道和管理者素质相互支撑、密不可分。缺少了管理之道的指导与规范，管理者素质及其提升便无从依托与定位，而没有了管理者素质的具体要求及修养路径的设计与选择，管理之道又会悬空不落地，有蜕变成空头理论的危险。为了防止对管理之道和管理者素质的人为割裂，《大学》系统阐述了管理之道的德性前提及其在管理者素质上的具体要求，从而既使管理之道得以建立在坚实的“人性”假设之上，又让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管理变得有章可循。自此，儒家管理之道的基本内涵和管理者的素质模型便牢固确立起来，成为管理者进行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管理和组织管理的内在准则。
曾子的贡献，不限于对孔子管理思想的阐释，还在于他培养出了子思这位杰出的思想传承者。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相传受教于曾子之门，作《中庸》。如果说《大学》集中阐释了管理之道与管理者素质的关系，那么《中庸》则进一步阐释了管理之道与管理模式的关系，从而让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三个维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儒家管理思想的体系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为稳固的根基。
管理是一种实践，既不能脱离管理之道的指导，也不能没有高素质的管理者，但是，管理实践同样离不开有效的模式、途径和方法。正是在有效的管理模式中，才集中体现出管理之道和管理者素质的核心特征。因此，讲管理之道和管理者素质，必然会涉及管理模式。
在探讨管理模式时，自然就要区分理想世界中作为理想类型的管理模式和现实世界中作为具体实践途径的管理模式，而这两类管理模式的参照比较，正好刻画出管理模式动态变化的内在机制。管理实践本质上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参照比较、交织互动、迭代共进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万变不离其宗”，渗透于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之道，其核心在于“中庸之德”，而“中庸”的根基在“诚”。
《大学》将管理之道植根于自明的德性前提，以此为管理者素质及其修养奠基；《中庸》则把潜在的德性与现实的德行联系起来，将“中庸之德”确立为最高的德行境界，以此来引领实践中管理模式、途径和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庸”作为一种德行，不仅要以“诚”为本、以“仁”为体、以“知”为用，更要将三者的统一，恰当而有效地运用于日常行为情境之中。
儒家管理之道在于“为政以德”，其中，“德”是体现在“为政”实践中的“德行”，而不仅是作为“为政”的“人性”假设的“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将《大学》所强调的作为“人性”自明内涵的德性，还原到具体管理行为情境里，用“中庸之德”将管理之道的核心内涵具体化为管理模式的指导原则，并借助有关“诚”为“德”之本的论述以及对“天道”（理想世界）与“人道”（现实世界）的区分，为管理之道的实施，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可行的实践模型，即管理“九经”。
如果说《大学》对《论语》的阐释，最终落脚在管理之道下管理者的素质模型，那么，《中庸》对《论语》的阐释，最终落脚在管理之道下管理模式的实践模型。正是这两个模型及其背后的管理逻辑，让《论语》的管理思想有了理论的完整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使得后学者和实践者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更能知其如何做。
自唐代的儒者开始关注《大学》和《中庸》，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又将之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以来，关于《大学》和《中庸》的解读便不绝如缕。每种解读，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体现着学科的旨趣。正像关于《论语》的多元解读不能忽略管理视角一样，对《大学》和《中庸》的解读，同样不能忘记管理视角。尤其是联系着对《论语》的管理解读，就更容易理解《大学》和《中庸》的管理蕴含及其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秉承与《论语》的管理解读相同的思路，本书尝试在《大学》和《中庸》这两座思想宝藏中，探索和发掘深层管理寓意，以期同《论语》的管理解读互相参照，让儒家经典得以贴近今日管理实践，启示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对《大学》和《中庸》的管理解读，采用“导读、原文、字词注解、今文意译、管理释义”的体例。与《论语的管理精义》相比，在体例上省略了“分析解读”部分。由于《大学》和《中庸》本身就是两篇对孔子思想进行“分析解读”的文章，没有必要再专门对其文本做背景分析和意义诠释，因而，本书在“今文意译”之后直接进入“管理释义”。
另外，《大学》《中庸》与《论语》的管理思想一脉相承，其中涉及的“管理精义”，都已在《论语》中出现过；也可以说，《大学》和《中庸》是对《论语》的“管理精义”的再确认、再论证和再阐明。因此，本书也没有再重复提炼《大学》和《中庸》的“管理精义”，而是将其融入“管理释义”之中，以深化对《论语》中的“管理精义”的理解。为此，本书还在“管理释义”部分，将那些与《论语的管理精义》一书直接相关的内容，以页下注的形式标记出来，便于相互参照。
既然《大学》和《中庸》是两篇完整的文章，在解读时，便不可避免地要划分段落。本书在参考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管理视角定位，重新划分了段落，以彰显其管理蕴含。虽然新的段落划分可能有违通例，但好在《大学》和《中庸》是两篇完整的文章，其意义不会因段落划分而出现太多扭曲和丢失。
考虑到文童本身的完整性和解读过程中可能的人为分割，读者如果只是阅读“解读版”的文章，难免有碎片化的感觉，既不容易达到意义贯通的整体领悟，也不容易产生一气呵成的阅读体验，因此，本书特地将《大学》和《中庸》的“原文”和“意译”的完整版，分别附在解读之后，这样读者既可以领略原文的风采。又可以校核本书对原文的理解和释义的可接受性。
本书所依据的《大学》和《中庸》原文出处，来自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朱熹《四书集注》。本书尊重朱熹对《大学》章节的调整和解释，也将他本人关于“格物致知”的增补一并保留，同时联系着上下文，再借鉴王阳明的批评，对其进行了管理视角下的再解读。在对《大学》和《中庸》的文本理解上，本书还参考了中华书局2006年9月出版的、由王国轩译注的《大学中庸》。
《大学》和《中庸》的文本里都大量引用《诗经》的诗句来支持论证，其中，《大学》引述《诗经》12处，《中庸》引述16处。为了防止在《诗经》的诗句理解上出现偏差，本书还专门参阅了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程俊英和蒋见元的《诗经注析》（上下）、周振甫的《诗经译注》等著作。
除了引用《诗经》，《大学》和《中庸》也引述了不少《尚书》的篇童。为了准确地理解、把握原文的意义和背景，本书还参阅了中华书局2009年3月出版的、由慕平译注的《尚书》。
涉及“字词注解”，本书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出版的《古代汉语字典》，并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许慎《说文解字》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康熙字典》。
以上各类参考资料均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关于《大学》和《中庸》的管理解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里，特向那些持续从事《大学》和《中庸》的阅读、理解、研究和阐释，并致力于将儒家文化传统在各个时代发扬光大的前辈和同道，致以由衷的敬意！
《大学》和《中庸》是深入理解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发展脉络的两篇基础文献。《论语》中提出的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及管理者的素质要求，在《大学》和《中庸》里，不仅得到进一步阐明，而且从“人性”假设、德性与德行的关系、自我管理经由家庭管理达到正式组织管理的内在机制、“迂回式”管理的具体实施途径等方面，得以深化和发展。张钢所著的《大学中庸的管理释义》秉承《论语》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对《大学》和《中庸》进行管理释义，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对现代管理的启发意义。关于《大学》和《中庸》的管理解读，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论语》的管理思想价值，也有利于更切实地反思现代管理实践的文化渊源及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
本书可作为企业、政府和各类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阅读参考读物。也可作为MBA、EMBA、MPA及其他管理专业学习者的相关课程用书。
《大学》和《中庸》是对《论语》的权威阐释，也是对《论语》的“管理精义”的再确认、再论证、再阐明。
《大学》对《论语》的阐释，最终落脚在管理之道下管理者的素质模型。《大学》主要阐明了管理之道的“人性”假设的自明德性内涵，明确了管理者素质的具体修养路径。
《中庸》对《论语》的阐释，最终落脚在管理之道下管理模式的实践模型。《中庸》进一步阐释了管理之道与管理模式的关系，并将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三个维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儒家管理思想的体系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为稳固的根基。
《大学》将管理之道植根于自明的德性前提，以此为管理者素质及其修养奠基；《中庸》则把潜在的德性与现实的德行联系起来，将“中庸之德”确立为最高的德行境界，以此来引领实践中管理模式、途径和方法的具体运用。
秉承与《论语》的管理解读相同的思路，张钢所著的《大学中庸的管理释义》尝试在《大学》和《中庸》这两座思想宝藏中，探索和发掘深层管理寓意，以期同《论语》的管理解读互相参照，让儒家经典得以贴近今日管理实践，启示未来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