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发现身上有奇特颗粒并怀疑有了怪病的当晚，他拒绝另一个自称也叫李屋儿的女人的劝阻，离家出走去找他真正的李屋儿去了。
他不停地走，不停地走……白天走，夜里也走；烈日下走，暴雨下也走。他越走，就离他所住的樱桃街越来越远了。
一只鸟从天上飞过。它的声音在房三更听来，就像是叫“李屋儿……李屋儿……”那声音像绣球，毛茸茸的，好温暖啊。他抬头和它打了一声招呼，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天，他觉得有些疲惫，于是，便靠在路边的一棵樱桃树下休息。
房三更幼时得过小儿麻痹，脚的长短和粗细都不一样。他坐下来的时候，就显得比平时更慢。
他累了。哪知，刚闭上眼睛就有很多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他不屑于睁开眼睛，不就是叫他回去吗？老子就不回去。老子就是要去找我的堂客李屋儿，啥前妻不前妻的？前妻就不能找了？不去找不去找，她把你骗了你就是不要去找。老子有话给她说，有啥不能找的？房三更你就是不能找。听他们的声音，他就知道他们是余富贵、兰大嫂、蔡大嫂、简正权、张贵群，更有大哥房一茶、姐姐房二弦和弟弟四郎，跑得最快，把他抓得最紧的是一个冒充他前妻的女人，我就是李屋儿，我就是李屋儿，你有眼不识泰山，你还要去找谁啊？房三更摆都摆不脱他们——他向后退，后面是水。他向前走，前面是崖。忽然，他发现前面有了一块石头，他正想躲在石头后面，哪知道这是一块国界线的界碑。追他的人多，他刚跨越了国境线的界碑一步，就有全副武装的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并用枪抵住他的腰杆。他与对方争辩，说自己真的有证件，真的不是偷越国境，我偷越国境还当着你们的面难道就只偷越一步吗？对方不容他解释，一双手铐向他伸过来。房三更被拘禁了。他害怕得不断祈祷，这是做梦做梦做梦。果然心想事成，他醒来后发现真的是做梦了。他好高兴呀，他高兴不再像刚才在梦里那样做垂死挣扎了。
不幸的是这个梦刚完，第二个梦又接着开始。不过这次梦的内容像电视连续剧长长的不说，还有点八卦有点滑稽：
刘世昌说：“房三更，你看那天边的云缺了一块，你能补吗？”
房三更说：“当然能！我有啥不能？我用胶水把它们粘上。”
刘世昌说：“粘倒好粘，你看这么热的天，你快把狗日的‘日怪’给收拾了吧！”
房三更说：“日就是日，怪就是怪，你不能把太阳叫做日怪。”
刘世昌说：“我说太阳是‘日怪’就是‘日怪’，它就叫‘日怪’，你莫争了。”
房三更说：“我不争。可我又不是耍箭的弈，我没有箭，我怎么收拾它？不过，我的口袋是上好的牛皮做的。我把这‘日怪’装进去用麻线捆起来就是了。”
“吹牛！那你装，你装，你装，我看你装。你捆，你捆，你捆，我看你捆。”
房三更不服输。说：“好，你等着。”房三更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门，拿出一根带钩的竹竿，像钩树上的槐花那样，一刀儿就把太阳这日怪给割下来按进口袋里了。天忽然暗了下来，又霎地亮开。房三更怕它跑，想找根麻线把它捆住，但一时找不到。他便解下长长的裤腰带紧紧握在手里。他对着口袋左缠几转，右缠几转，三下五除二地把这日怪给捆在里面了。不服输的日怪在口袋里叽叽咕咕，先是像打哈欠，后听像是在说话，像是在唱歌，又像是在和谁吵架。房三更想看看这日怪的嘴长在哪里鼻子长在哪里耳朵长在哪里？它一张口发，怎么会发出那么多怪头怪脑的声音？他刚让口袋露了个缝缝儿，哪知，这日怪趾高气扬地冒出一大股热气。房三更刚骂了一声“这狗日的！”想不到日怪“嗖”的一声跳到房三更面前。它既顽皮又捣蛋地对房三更伸出了红红的舌头，接着又用中指和食指作了一个“V”字母，最后张口就“Ⅱ也”了一声。“Ⅱ也”完一声后，它还把脑壳左摇摇右摇摇。房三更想，怪了怪了，你这脑壳我在哪里见过？你这舌头我也在哪里看过？对了，像QQ聊天时用的原创表情。房三更刚伸出手想捉住它并好好地收拾它一下。谁知，那舌头像火，像蛇，一下就舔到房三更的身上了。他叫了几声：“火！火！火！”他一下就摔倒在被烧热了石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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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淑萍，生于1955年。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江北区作家协会秘书长，《嘉陵江》（文艺双月刊）特约编辑。小说、散文见诸于《北京文学》《满族文学》《乌江》《嘉陵江》《重庆晨报》《重庆文学》等多家报刊杂志。2012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万水楼》。2015年被评为“重庆十位很知性小小说作家”，现居重庆。
过去我所居住的古城涪陵，像一个走时精准的座钟，任其长江乌江这两条水流之针围着小城转。历史精确地记载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元符庚辰涪翁来”，朱熹、陆游、王士祯在此留下珍贵书法手迹让后人慢慢把玩，程颐在城对面的北山坪下点注过《易经》。
自幼，我在那里享受古老传统文化对我的暗香熏陶，享受令人陶醉的文风雅气的清幽滋润；享受天马行空的独往独来，享受南岸“A调”的芭蕉雨又怎地转入北岸“D调”的杏花风。
文字的语音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居然能让我在远离那座古城远离那条街后的很多年里，刻骨铭心地记得乡邻们说话时的音调调儿。就拿“樱桃街”的“樱”来说，“ying”不读“ying”读“en”。“jie”不读“jie”读“gai”。当我把《樱桃街》的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的那一瞬间，我想“樱桃街”的“房三更”“胡杏儿”们一定会说：“哦，这是我们‘五儿’写的《en桃gai》”。对于他们把“樱桃街”称为“en桃gai”，我百分之百地不会从字面上去纠正他们。因为，我本就是写的《en桃gai》。
“五儿”是我的乳名与昵称。在乡下落户时，只要有人在山下或浓雾遮掩的对面坡大声喊“五儿”，我绝对肯定是家人和朋友来了。我喜欢“五儿”这个乳名与昵称。就因为喜欢，我无论如何要在《樱桃街》给“五儿”开一个后门并给她一个角色——不管她是否讨人喜欢或让人生厌——我都得给她一个角色和不多不少的戏份。
有朋友戏言说要去找找“樱桃街”，我说如若真的想去找，那就有时须上坡，有时须下坎；路面有的宽如席，有的窄如柳。街上的空气味儿有点特殊，它就像房前屋后的红樱桃既酸酸又甜甜，有时还苦苦涩涩。对了，哪里有这样的路哪里有这样的味儿哪里就是樱桃街。其实，我就是在一条叫半边垣的街口出生的。好巧，难怪我不论走到哪里，我总能感受那街脉搏的跳动和血脉的流淌，感受石头盛开神圣的生命之花、尊严之花后结出的令人迷恋的红樱桃。
“樱桃街”是我的天父地母，他们义无反顾地承载着生活中的各种重压、痛苦、磨炼与伤悲。我的母亲在那条小街上活到九十六岁，她见证了“樱桃街”诸如“房三更”“刘世昌”们各自的挣扎、迷茫、期待和希望。见证过从乡下进城的“张贵群”“李屋儿”们的失落、苦涩、艰辛和梦幻。日转星移，人们到底还得继续生活下去追寻下去啊！“俞甜甜”不是在追寻她的“房四郎”吗？“房三更”不是在追寻他的“李屋儿”吗？就连被“樱桃核”砸过的余富贵和曾患上失忆症的刘红，不也在竭力弄清自己是谁，不也是在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吗？失忆的刘红如果不失忆，应该是有一些诗意的文艺女青年。但生活注定不是十全十美可谁都渴望完美。
“槐柳成阴雨洗尘，樱桃乳酪并尝新。”当我写完《樱桃街》最后一个字时，我的心还留在我所景仰的先贤们所熟悉的古城里，我思维与情感的长短针也仍顽固地指向那条满是樱桃味儿的樱桃街。我魂牵梦绕的“樱桃街”啊，你是不是早让我把身体外的另一个自己投放到如吉马朗埃斯·罗萨写的《第三条河岸》里？你是不是正策划让那些因各种原因进城的诸如“林小玲”“小六子”们和一直坚守在樱桃街的老少爷们少一些波波折折？
长篇小说《樱桃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感谢在创作中支持我的家人、爱好文学的朋友和老师们。感谢重庆江北区作协主席姜孝德先生和给我文学艺术指导的易刚老师；感谢重庆市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对《樱桃街》正式出版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
汪淑萍
2016年7月1日
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评汪淑萍《樱桃街》的小城镇叙事及其后现代风格
易刚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酷热。于是看书，读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散文随笔。当我读到“……有一天，孩子不再躲进父亲的书房里了，父亲才突然发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If life is a bowl of cherries’（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那么，这钵樱桃是只剩下几枚了”时，不免惶然。这篇颇具深度的文章的题目，叫《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喏，就是那句浅显的英文，作者叫董桥。我喜欢读他的文章，但也有人并不喜欢。
譬如“70后”某小说家，三年前就曾经在《羊城晚报》（2013年7月26日）发表文章《你一定要少读董桥》，同时他还说：“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对此定义，我持保留意见。因为后现代这个概念，包含着解构与重建的双重特性及其复杂含义，它已成为当代文化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而且，也许有人还会对“一定要少读董桥”的建议嗤之以鼻。譬如我，譬如我非常仰慕的汪淑萍老师。
汪淑萍是一位既知性又感性的女作家。有时，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也谈读书之乐和创作之艰。最近，她的长篇小说《樱桃街》即将付梓，嘱我写点文字。写什么呢？于是我把原稿囫囵读了一遍，觉得她一以贯之的小城镇叙事还真有点意思了；于是再读一遍，还做了点滴读书笔记，又把人物之间的关系，用细红线理清了，才发觉，这部看似小城镇叙事的小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叙述文本。
换而言之，《樱桃街》呈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倾向，并在叙述方式上，对传统宏大叙事加以了解构，小心翼翼地重建，从而形成了一种后现代风格，一种诸如美国学者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在《后现代氛围：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美国西北大学出版，1985）中所说的，是一种只能感受到的后现代艺术氛围。
作为小城镇文学的叙述者，无论是作家汪淑萍，还是她笔下的房三更们，都以颇具后现代性的眼光审视、解构、重建了“小城镇”这一共同生存环境，并发现了隐藏于其中的落后与凝滞，生命与生存，消磨与追寻的内涵和意义。小城镇中的人物并不是蝼蚁，他们具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和思维方式，具有与大都市人不同的精神状态：既愚钝又狡黠；既寻常又不凡；既渺小又伟大。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的日常经验和日常生活事件里，或多或少就构成了过往历史（微观历史）的一部分。
诚然，小城镇叙事的内容是异彩纷呈的。但作家汪淑萍的叙事重心，更为关注于审视小城镇的文化风貌、渲染小城镇的独特风情、关注小城镇的社会群体、剖析小城镇的道德范式、展示小城镇的生活变迁。这里面，有些是属于“内在灵魂”的挣扎，有些则是“外在社会”的演进。因此，对某小说家“对后现代的定义”的评价，就不是用“简单”二字可以概括的，而是“非常简单”和粗暴。只要认真研读过“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丛书”（译林出版社出版），即：《拉格泰姆时代》《天秤星座》《路的尽头》《公众的怒火》和《比利·巴思格特》这五部后现代风格长篇小说的优秀读者，一般都会得出如下严肃的结论：它们无一不是既“关注外在社会”，又“关注内在灵魂”的后现代风格小说的典范。
为了表现小城镇那种特殊的生存境遇和文化氛围，作家汪淑萍和她笔下的房三更们，就选择了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结构形式，借以表现出小城镇空间的总体生存状况。这种碎片化的文本组合结构，恰恰成为了表现小城镇生活的最为贴切的叙述形式，这种碎片形式、思维机制和叙述策略，正好暗合了小城镇日常生活的本质与叙述者后现代意识表达的需要。其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可生成性，使得“小城镇”不在过往历史（微观历史）的禁锢语境中，而成为能够自我调节和适应现代与后现代变化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风格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超越历史。它试图提供一个既包容又开放的视界，它既强调历史文脉对意义生成的规定性作用，又给读者以重新阐释文本的自由和权力。如果我们说，所有“小城镇”都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历史文本，那么，“小城镇”里的所有历史遗存、生存哲学和思维方式，便组成了文本间的符号和内涵，为文本的可读性提供了丰富的语汇。由于历史遗存、生存哲学和思维方式在“小城镇”中的存量、内容及方式的差异性，这就使得作家汪淑萍笔下的樱桃街这个微观历史文本，可在多种层面上解读和解构，乃至重建。而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樱桃街》自身特有的后现代叙事风格。
关于后现代风格，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P1.商务印书馆，2000）在小说《樱桃街》“摆龙门阵”式的叙述中，艺术的真实，仿佛被颠覆“还原”为日常生活真实；生活的意义，仿佛被消解“还原”为零碎的叙事；人物的主体性，仿佛被抽空“还原”为平常化的现实存在。小说《樱桃街》的文本，将生活在一个小城镇上各式人物的生存样式展现出来。从表面上看，一个个故事或人物是独立的，实际上是有着统一的背景和主题；人物相互照应，形成了互文共在的有机叙述结构和文本整体。从作家汪淑萍笔下的这一条樱桃街，我们可以想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但是，后两种经典文本，完全是封闭的、传统的社会形态，它们既无现代意识可言，更没有后现代的语境存在。
曾几何时，现代派形而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文学与艺术始终指向建构意义秩序的理性话语方向，思想、真理、逻辑、规则等等成为进入现代派文艺之门的主语码，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危机的步步紧逼，众多文学与艺术的理念，诸如“理性”“主体性”等价值体系，均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和颠覆。同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从工业化阶段进人后工业化阶段，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此相应，文学艺术领域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生发出一种被命名为“后现代派”的、比“现代派”更为激进的文化思潮。这种后现代主义手法或后现代风格，以“解构”“重建”的眼光审视既往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最终形成了一种文化话语的全面革新。目前，在哲学、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与诠释。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西班牙作家费－德·奥尼斯1934年辑录的《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选》一书中，用来描述现代派文学内部发生的逆动。它是对现代派文学纯理性主义倾向的逆反，甚至是批判，后人即把这类具有对现代派“反动”倾向的作品，冠之为“后现代风格”。这类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大众艺术的影响，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等手法和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溶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精英于一体的新的艺术风格。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后现代风格等等这些已经诞生八十多年的“新词”与术语，对习惯于阅读传统写实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依旧如同坐飞机，感觉一会儿云里，一会儿雾里。关于后现代的定义与特征，从目前来看，依旧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德国学者维尔士却坚持认为：“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知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手段，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自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P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具体到《樱桃街》这部长篇小说文本，我们（读者）一看就能够读出后现代文化在小说领域的某些风格特征，譬如碎片性、不确定性、世俗化、反讽，等等。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主要就是以碎片化的形式来结构文本的，而且，在第一章第1节里，作家就已经“开宗明义”了：
房三更似醒非醒，生活中的各个片段像走马灯，不停地在梦中出现。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甚至，那些没有到来的老年的碎片也有。醒来时，他很想把各种碎片用文字链接起来——像小时母亲给他穿过的百衲衣一样。但他醒来后，那些碎片都像泡沫，一个个被阳光击得粉碎了。
小说文本还存在一部分“文体杂糅式碎片”（如第48、53节），以及“视角转换”，即，人称转换（如第28、29节）；“元小说”（如第2、35节）等叙事策略与技法。聪明的读者越往后面读下去，就会越来越产生一个重大疑问：这部小说，到底是作家汪淑萍的艰辛创作，还是她笔下人物房三更的欢乐自白？抑或还是房三更在自白小说里“插入”了鹩哥的故事？请看第2节：
三更决定再给它开个玩笑并给它一打击。他说：“我想写樱桃街？那你知道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谁先出场，谁后出场？”
鹩哥双腿张开，嘴尖朝上，……“房三更，我知道你想写《樱桃街》。……”
……三更告诉鹩哥说：“这些天，我总担心有人偷去了我写作的创意。……”
鹩哥告诉三更说：“我俩是谁？……你实在没有内容写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的故事。要不，你把我的故事插入到你的小说里。三更，我诚心诚意地帮助你完成你的写作愿望……”
在整部《樱桃街》里，各种不确定性纷至沓来。譬如，讲的是二妹张贵群的故事，同时也是刘贵群的故事；讲的是詹炳美的故事，同时也是林小玲的故事，等等。直到小说结束时，沈沉香（寒露）到底是不是李屋儿？房三更自己没有答案，就连作家汪淑萍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读者也就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寻找”一词，这正是《樱桃街》的主题所在。（房三更）“他拒绝另一个自称也叫李屋儿的女人的劝阻，离家出走去找他真正的李屋儿去了”；“他要去重新开始寻找遗失的过去、正在进行着的现在和不可知的未来。”然而一个事实是，房三更也老大不小了，恰似董桥所言：“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那么，这钵樱桃是只剩下几枚了。”这样的找寻，到底有无意义，暂且不论，但是，这样的求索精神，这难道不正是每一个小城镇过去、现在和不可知的未来都已经、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大问题和方向性选择吗？小城镇的魂，何处安身？小城镇的人，何处立命？房三更固执地寻找李屋儿，但是，骨感的现实社会留给小城镇的丰厚“礼物儿”又是什么呢？
对于某小说家“一定要少读董桥”的建议，也许仅仅只是他个人的理解，咱们都不必当真，因为，作为著名作家的董桥，也曾经创作过一篇名叫《礼物》的散文，我记住了这样的文字：“人生是一份一份上天的小礼物堆起来的，有的合心意，有的不合心意，横竖给了你，合意的和不合意的都是你的了，你不能不要，不能退掉，总要欣然接受，释然拥有。”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深切感悟和心情文字，那么多的普通读者才能喜欢上董桥。如果把“人生”一词替换成“小城镇”的话，我想，那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管用。小城镇曾经的一切，好与坏，是与非，平静与动荡，热闹与静寂，先进与落后，智慧与愚昧，喜悦与忧伤……等等这些反义词，都构成了它过往历史（微观历史）的一部分：“总要欣然接受，释然拥有。”
就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忽然又想到了《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董桥在结尾时乐观地写道：“我们的社会永远像成长路上的孩子，也需要一钵钵又红又甜的樱桃。”
“可这樱桃，在哪里呢？”作家汪淑萍如是说。
江淑萍著的这本《樱桃街》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后现代艺术风格的小城市小说，呈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倾向，譬如碎片性、不确定性、世俗化、反讽，等等。对传统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与小心翼翼地重建。书中的人物都以颇具后现代性的眼光审视、解构、重建了“小城镇”这一共同生存环境，并发现了隐藏于其中的落后与凝滞，生命与生存，消磨与追寻的内涵和意义。小城镇中的人物并不是蝼蚁，他们具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和思维方式，具有与大都市人不同的精神状态：既愚钝又狡黠；既寻常又不凡；既渺小又伟大。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的日常经验和日常生活事件里，或多或少就构成了过往历史（微观历史）的一部分。
房三更似醒非醒，生活中的各个片段像走马灯，不停地在梦中出现。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甚至，那些没有到来的老年的碎片也有。醒来时，他很想把各种碎片用文字链接起来——像小时母亲给他穿过的百衲衣一样。但他醒来后，那些碎片都像泡沫，一个个被阳光击得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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