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执掌译书院
南洋公学是1897年由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既“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又精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当然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开学时，最先设立“师范院”，为学校培养自己的师资。这是中国有师范教育的开端。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逐渐盛行，清末进行社会改良的主要活动与维新的重要举措就是仿西方模式创办大学，为维新大事培养维新人才，上海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得以相继成立。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因入李鸿章幕，得李充分信任，委派其参与洋务，先后担任过招商局会办、电报局总办、海关监督，凡淮系洋务派所办轮船、电报、纺织等主要企业，悉由其一手掌握。1896年，盛宣怀又得张之洞厚顾，获取芦汉铁路督办权，以上海为基地，遥控汉阳铁厂、大冶煤矿、萍乡煤矿，以及新创轮船、电报、银行等事业，李、张两人皆系晚清重臣，此时虽权势互有消长，但盛宣怀依托于两威之下，其声势之大，地位之显赫，无与伦比。也就在这时候，南洋公学成立了。这是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大学之一，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
盛宣怀认为，兴学乃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
为了解决图书资料和教学用书的匮乏问题，1898年初，盛宣怀奏请朝廷在南洋公学创办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是年底，朝廷核准，择址于上海虹口。所拟《南洋公学试办章程》第七章第二节：“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
1899年4月，张元济正式就任译书院院长。当年秋天，译书院迁到提篮桥。自此，张元济开始了在南洋公学三年多的历程。
南洋公学译书院本身就是出版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试办章程》第一条言：“公学课程专重政治，本院译书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财等门尤为先务。”公学之创办本意也是培养新人才，提供新知识，李鸿章之向盛宣怀推荐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院当时所译书目均为日本的军事书籍，状况平平。比较起30年前江南制造局译馆由傅兰雅、林乐知、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主持所译的格致之书，似乎进展不大。盛宣怀当然不满，翘首以待张元济这位李大人推荐的“新学”人才。
张元济到来之前，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过八种译作，拟定选译的约20种，盛宣怀开始所以言“东学”，主要是日本雇员完成的军事类作品，如《日东军政要略》、《军队教育方针》、《战术学》等，主要体现盛宣怀“以练兵为实务”。张元济下车伊始，也是遵循盛宣怀：“选取各务、赋税、度志以及矿山、银行各章程，督饬专员赶紧翻译，总期日积月累，与学校相为表里，务使东西学得中学阐发，而无偏颇，则中学得东西学辅翼而益昌明。”
张元济执掌译书院后，果然不负所望，勤耕细作以展其学。期间，对公学翻译出版事业推动甚大，到1901年7月，盛宣怀向朝廷奏报译书成果时，译书院已经出书14种，另有15种都已译成，已准备付印。1902年10月刊印的译书院译书教材方面有：《格致读本》、《中等格致读本》；《化学》、《代数设问》、《心算教授法》、《物算笔算教科书》、《几何》、《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万国地理教科书》、《蒙学课本》、《习字范本》；《名学教科书》、《法律学教科书》。1904年，南洋公学译书统计已达67种，拟定选译7种，此时，张元济虽已离开一年，但与他在译书院的前期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译书，范围及内容主要受托于盛宣怀乃至李鸿章之意图，张元济早就热心西学，在遵循盛宣怀技术实用主义的译书出版方针的同时，向西学拓展，并重点在思想和西政方面，他出版了如英国琐美尔《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美国韦尔生《政群源流考》。他在译书院第二年，自行自择，出版了本不属于译书院选书范围——严复的《支那教案论》一书，风靡一时，1903年竞出现了盗印翻印之本，政府不得不出台禁令“盗印”。张元济成功劝说盛宣怀，出巨资购买严复所译《原富》一稿，《原富》的出版更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首刊虽然只有上卷，但一时达官贵人，朝廷上下，均乐求之而不得。全书五卷印完时，首卷存货无几。P4-6
卢仁龙，1963年生，湖南人，四川大学文学硕士。1987年至1998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及道教、经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先后参与策划、投资、制作的大型出版和影视文化项目主要有：《传世藏书》、《西学基本经典》、《文滓阁四库全书》、《孔子春秋》(电视剧)等。现任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福建工程学院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随着《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和《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册)两大基础性工程的面世，张元济的史料公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我们学习、研究张元济带来巨大的便利。
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从出版的角度再写《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对我而言不仅是再次学习研究的机会，也是一个已从事出版与研究工作三十年的人的兴趣与责任。
三十年前我来到北京工作，就和商务印书馆在同一办公楼内，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商务印书馆”。21世纪初，得缘从事张元济一生最着力而没有完成的一项事业——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因而开始搜集、研究这位文化前辈的一切。2006年，居心丧而草完《东方书魂》，正是以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前五十年发展史为题材的一次写作。其后，有感于历史文学报告表述之不足，我又陆续拟写《张元济和他的朋友》，希冀从文化和出版的角度，展现张元济所创造的文化伟业，探索他的文化世界，了解那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与贡献。
本书写作之前，以张元济为传主的作品甚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人愿接受并重新撰写此传。虽得史料新获之便，然而本人更觉得有责任和意愿向社会提供一个了解、学习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的读本，同时也与自己投身出版工作并经历各种出版活动所获感受、阅历相结合，得出一个不同视角的出版家的形象与精神。
正如张元济有许多事业没有完成一样，续写“张元济传”必将是今后仍然不会停止的工作。本人努力而艰难地综合前贤所述，不无掠美之处。史料及研究成果浩繁，所叙必有遗珠，而张元济一生所关涉时代、人物、大事之广之久，非常规之学识、功力所能达到，所论必有不当。世人皆知“张元济不可学”，“张元济不可追”，但“张元济必可述”。我的初步努力只是一种自我学习和用情表达。
此书及上述两书都得到诸多朋友支持，在此不一一具名致谢！
期待出版界有志者努力追随张元济的事业！此乃本书作者真正的素愿！
2016年末，作者识于北京西山林语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50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20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人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一六年四月
卢仁龙编著的《中国出版家(张元济)》详细考察他在出版界奋斗的历程、事业的展开和人格的养成；介绍他扶助教育，译介西学和文化，搜罗抢救传承故籍，筑图书馆，建设产品营销网络等事迹，让读者了解作为出版家的张元济真实而巨大的感染力、作用力和影响力。
卢仁龙编著的《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介绍了，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