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这么一两次火的。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汲取水分，那却并非易事。总而言之，他是个悭吝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行。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头。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教授被逼到最后，只好以一句不太科学的粗话说出口来，然后自己便火冒三丈，脾气大发。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都采用的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名称，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科学大放厥词。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铣”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会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的这一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借机来出他的洋相，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借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在德国人来说，也是很失礼的。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的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他却有着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在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中间，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的。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种门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先生、亚历山大·德·洪伯尔特先生、约翰·富兰科林、爱德华·萨宾爵士等，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先生、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让-巴蒂斯特·迪马先生、亨利·米尔纳-爱德华先生、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等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门科学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一八五三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发表了《超结晶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钱不少。
另外，我叔叔还当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之馆藏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
在厉声呼喊我的正是这个人。他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一头金发，人显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也就四十来岁。两只大眼在宽大的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鼻子细长，像是一把刀具。有些调皮鬼学生，说他那鼻子好似吸铁石，能够吸起铁屑。其实，这是胡编乱造，他的鼻子倒是喜欢吸鼻烟，而且吸得很多。
还有，我得补充一句，我叔叔步子很大，一步可迈出三英尺，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表明其脾气之暴烈，因此，别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
他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小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一八四二年曾发生一起大火，但科尼斯街区却幸免于难。（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