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过香港
在我家的香港往事画面里，第一位进入的是一个清秀的戴眼镜男生的身影，他便是我后来的父亲赵瑞蕻。一九三八年二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从即将沦陷的长沙城撤出，临时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组成，父亲是从山东大学闻讯赶去注册插班的。师生们曾在南岳山聚集，坚持了八十天直到战火逼近，再度奉命西迁。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这样描写：“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带着铺盖卷儿和一些书本讲义、笔记本。衣襟上仍染着旅途上的尘泥……”“从广州沙面乘电船渡过珠江上岸”，在岭南大学里，“用稻草铺的冰冷的水泥上”，“席地而坐、而卧，仍然坚持着看书学习，或引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父亲继续写道：“船到香港是清早，天蒙蒙亮，飘着细雨。我在船舷甲板上只见维多利亚港南岸是一片灰溜溜的楼房，有三四层高；每个窗口和阳台都挂满了各种破旧的衣物，迎着冷风飘荡……岸边尽是一只只木船、驳船、小舢船；那些船上住着一户户人家。”
父亲是个书迷，曾在香港走进几家书店，见到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原版本自然眼馋，“但是我们穷学生哪里买得起？”
和父亲一样，母亲离港后，也绕道越南海防，于八月到达昆明。双亲均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向中外第一流的学者学习文化精髓，这是他们一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作为女儿，我引为自豪！
时过境迁，去过香港的长辈感受都不同。有趣的是，母亲显得轻松，可以说出好多好玩的见闻，而父亲却长期存有屈辱感。他在晚年几次给学生讲课，都会提到外国殖民统治下的压抑心情。一次我也去听，父亲说他见过香港街上缠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以及骑马巡逻的英国大兵，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一样。他特别形容恒生银行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像张开血盆大口，还用手比画着，惹得在场学生都哄堂大笑。父亲比谁都盼望香港回归，终于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前见到了那庄严的一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应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邀，曾四次赴港。重返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地，特别是十年浩劫后的大陆和自由之港的强烈反差，令他慨叹不已。父亲喜好在家书里细致描述见闻，赞扬之余，又忍不住要对“花花绿绿”的世界心存有恐惧，托他带回一架相机过海关都紧张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从香港归来，在我们家是件大事，我妈和我们姐弟约好到上海接他，那是趟夜车，月台的灯光下，激动的父亲满面红光。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给巴金祝寿，香港朋友捎来的大红烛点亮在客厅里，电视里陈阿姨(萧珊)生前的笑容让老寿星久久凝视。 父亲的香港之行，也给我家带来一股新鲜的文学春风。此后，香港的报刊杂志源源不断寄来，除了双亲，连我也算上，成了香港各报刊，特别是《香港文学》和《大公报》的热心笔者。父亲的一百余首随想诗作、母亲的长篇散文《坚强的人》至今有影响。我写的小说《洋画片》(《香港文学》三十四期)、《谁是胜利者》(《星岛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还有油画《桥头》，曾作为香港中国油画展的代表作品刊登在《大公报》上，它们永远是我创作佳绩的记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修订)
《离乱弦歌忆旧游》后记
《离乱弦歌忆旧游》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本书，再版时正值他老人家去世九周年。原书长达三十五万字，首版的责任编辑徐坚忠做事极为细致，也很耐心，因为这年逾八旬的作者老写不完，文章添了又添。奇怪的是老少二人从未见过面，来往书信却有一大沓。直到有一天，年轻的编辑从上海赶到南京时，已成诀别。
一九九九年大年三十的凌晨，我在北京被小弟赵苏的电话铃声惊醒，我不能相信十个小时前还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叮嘱我好好写作的父亲，就这么快被病魔夺走了！父亲在乎过年，在乎跨越新世纪，在乎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并不迷信的他，甚至要老天保佑他多活几年，好让他再完成六本书。遗憾的是，这都没能如愿，他没等到最后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出版，有人说他是活活写死的！
P6-9
又一本书即将付梓，让我又一次陷入“忐忑不安”。
我的每本书出得都很难，这回的不同在于要在短时间里，将十万字的规模整合一新，而这十万字又要写好我至亲的两位——爸爸和妈妈。感谢董宁文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邀我加入我喜欢称之为“女儿书”的行列，让我有机会直抒胸臆忠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本书分为两个篇章：父亲篇和母亲篇。我尽可能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展开叙述，尽可能展现跨越新旧社会一代文人的爱国情怀和知识特质。自知水平有限，知识储备欠缺，要想诠释清楚两位外文系高才生在中西文化交融里游刃有余，对我是一次挑战。
第一次尝试将部分家书作为附录展示给读者，仅我童年和我爸三年的通信，就有十六封。在微信普及、书信几乎无人问津的当下，手书家书更为稀罕。或许它们能带来一些怀旧，一些美好，一点启迪。
书里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一些敏感，一些无奈。直面人生，对我自己从来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可对讲述他人事。哪怕是自己的亲人，就不仅仅是勇气那么简单了。
以前我认为写东西是自己的事，文责自负嘛，所以我写文章出书总是在发表出版之后才让家人知道，一来我想独立完成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二来是担心我向来的“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会被反对，遭遇否定。为此妈妈很有意见。本书出版之前我有机会去南京与出版社洽谈，正好可以将书中几篇拙文里的史料细节请妈妈核实一下。没料想她一介入，校对变作大改，上千字的补充，甚至要删掉我自认为有价值的几篇，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开印在即，本来压力就很大，在我焦虑之时，天不作美赶上南京降温，生活助理小陈重感冒，近百岁的老人埋头改稿之辛苦，让我于心不忍。直到三天后，电话里的声音恢复平日的精神，严厉的老师又回到慈爱的妈妈。她向我一一交代她的意见，改了什么，删了什么，并答应尽快叫顺丰快递给我。几天来的忐忑、担忧、委屈，都在妈妈如此严格和敬业的感化中化为乌有。我忽然悟到和妈妈这次“交锋”，实际上是一件文学写作的美谈，一次极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一次文化传承。正像这套丛书“薪火相传”的宗旨一样，以写作为生命的两代女人，一个九十八，一个七十二，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日，一场超级接力棒赛，差点因我的狭隘给淹没了！
编入本书的旧作和新作各占一半，即便是旧作，也重新梳理、补充、删改、校订。和以往自选篇目一样，我总是不满意过去写的，这倒不是说我现在写得有多好，至少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眼界高了些，眼光和笔下能和谐地多了些。我越来越反感写作的概念化，越来越信奉言之有物、细节为重、情愫高于技巧的朴素风格。
本书促进了拖之多年整理爸爸遗稿工作的启动，这是此次编书的又一大收获。 爸爸在世时，经常叮嘱我，写文章要读出来，这句话在我心里潜移默化，直到如今在键盘上敲字时，总像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默念句子，引领着我，让我笔下生花。假如哪天我读不下去了，读着读着打了磕巴，那便是我的文思出了岔儿。
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温爸妈作品的过程，过去看过的，这次复读，他们经历的一切充满神奇，仍有新鲜感。只可惜没能在爸爸生前多和他聊天，聊我和他共同热爱的文学、着迷的汉字和我并没学好的外语；聊于连，聊柏林墙；更想和他聊聊妈妈，他和妈邂逅的细节，又怎样“求同存异”相依为命的一生；更遗憾从没好好聊一聊我认为他该向妈忏悔的那些事。
正式动笔前，南京朋友们为我妈过九十七岁生日的聚会上，即兴成立了“杨苡粉丝团”微信群。从此，这些老太太身边的小友们(三十几岁至七十几岁不等)终于因爱拥有了一片园地：互勉着、激励着，风趣、轻松、好玩，和老太太的风格一致。
在此我借拙书出版之际，向多年关爱家母并给予她莫大快乐的南京朋友们冯亦同、张昌华、邓晓文、陈虹、钱静、王心丽、余斌、刘俊、邹小娟、于奎潮、董宁文、范泓、陈爱华、李海燕和从国外常来探望的李斧、周双宁等，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再次感谢十年来一直在背后支撑我的张华丽、曹振亚夫妇。华丽是我的第一读者，我的每本新书里都有她逐字逐句校对的心血。他们时有高明建议，互碰出火花，眼见华丽的提高，甚是欣慰。
脱稿几天后，接到老妈电话，她说退休的单位，南京师范大学表示要给她过一百岁(虚岁)生日。她说：“我可不要去，我要是去就会忍不住说些不好听的话。”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那场十年浩劫，是她这一生难以磨灭的经历，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伤疤。妈遭过的那些罪，她会时不时脱口而出。说归说，其实妈像宪益舅舅一样，并无怨恨，甚至会将往事变成一种超有趣的幽默，包括她的前女婿当年贴大字报，贴者后来痛心疾首向她道歉，她反而会说：“干嘛啊，没有必要啊，都过去了。”
假如有一天，亲历者都能释怀，青青者都能记住，那才真正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和谐社会！
“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作品，最可贵的是永远怀着一颗童心。”这是爸爸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反复呼吁的心声。
爸爸妈妈做到了，我该继续努力。
爸爸走了，改叫妈妈的小院
爸爸临终前赶上国民买公房，他的教龄长，一万元人民币就拿到了我家第一份房产证。这三层楼房位于南京鼓楼二条巷附近，现在邮政写北京西路也没错。楼房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五年完工，用作南京大学教师宿舍。我妈不能接受住了十二年的陶谷新村21号涨房价，当然还有别的不愉快原因，她向校方申请搬家得以批准。我家在甲楼2号一层，使用面积不过七十五平米的三室单元，因配有一个小院子突显优势。爸喜爱花花草草，他亲自种下了夹竹桃和石榴树。前者后来被砍掉了，石榴树始终屹立在小院里，树越长越高，恰好给妈妈卧房的窗子做了绝好的屏障。
在这里爸爸妈妈度过了难熬的十年浩劫，随着正常生活恢复，渐人暮年却焕发出新的光和热。相依为命又过了三十三年。多少亲朋好友和陌生人进进出出这里已数不清了，留连往返的不少，来过从此消失的也不少。熟人司空见惯的小院从没被“命名”，直到二〇〇六年我画下一幅画，一幅石榴树叶落满地的彩铅画，视角从屋里往外延伸，直到绿色的铁栅栏门。印画片时我给它起名叫“妈妈的小院”。这一年，爸爸走了七年。石榴树下早没了爸爸做操的身影……
我是一个从小用心体察多于说话的女儿，又是我们这个家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孩子。无论走了多远，从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自己也老了，对爸爸妈妈的眷恋从未减弱。他们从那样年轻的样子，一年一年衰弱，时光就这样无情地飞快流逝，我想拽也拽不回来！这一点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唯一能做的，唯一可以和时光抗衡的是我紧握的这支拙笔，它是上天赐予我这个一向被嘲作愚笨小孩的恩惠，更是爸爸妈妈的生命注入我血脉的结果。
本书记录的便是爸爸妈妈的故事，爸爸妈妈和孩子的故事。
“妈妈的小院”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居所。当一九四〇年八月他们俩在昆明凤翥街有了第一个住地开始，这个姓赵的“年轻诗人”和姓杨的西南联大女生，在“八·一三”抗战纪念日组建的文人家庭开始了跋涉、奋斗、欢乐与忧思，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平常，又非凡。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子夜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是著名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的女儿赵蘅通过自己饱含深情的文笔及画笔展现老一辈学人的风采的独特之书。作者近些年出版的多部作品在读书界、艺术届都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尤为难得的是，作者随时记录下96岁的母亲最新的心路历程，着实令人感动。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分为两个篇章：父亲篇和母亲篇。作者赵蘅尽可能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展开叙述，尽可能展现跨越新旧社会一代文人的爱国情怀和知识特质。并且将部分家书作为附录展示给读者，在微信普及、书信几乎无人问津的当下，手书家书更为稀罕。或许它们能带来一些怀旧，一些美好，一点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