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激烈、残酷的社会矛盾冲突，必然波及＾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而被迫改姓的事，也常有发生。晚清时，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嘉应州，“尽捕附和粤寇之嫌疑者杀之”。为逃避杀身之祸，居住在丙村的东王杨秀清支族的数万人，“乃尽易杨姓，以木字易杨旁，悉为林姓”。于是，人们称“土著之林者为旧林，由杨改姓者为新林”。
历史上还有一类改姓现象，虽然不是因为避险逃祸，但对于改姓家族来说，也完全不是自觉自愿，而是被迫之举。这就是为了避讳而改姓。早在春秋时代，为尊者讳就已成为一种规矩。宋武公名司空，于是司空氏只得改成司功氏；晋僖侯名司徒，于是司徒氏也不得不改成司城氏。到了秦汉以后，避讳更成定制。西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被迫改姓为席。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子，名况，字卿，人称荀卿。可是，汉人却称他孙卿，这是因为汉宣帝叫刘询。与“询”同音的“荀”姓要避帝名之讳，于是改姓为孙。晋景帝司马师登基，天下姓师的都只好改姓为缺一笔画的“帅”。后晋高祖姓石名敬瑭，敬姓于是不得不一分为二，或姓左半边的“苟”，或姓右半边的“文”。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家族便是因为这一变故，从其曾祖父那一辈起，由敬姓改成文姓的。短命的后晋王朝只存在了十年，便被后汉取而代之。后汉的两个皇帝，一个叫刘知远，一个叫刘承佑，都与敬字无涉，文姓才得以恢复原来的敬姓。可惜好景不长，只过了十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北宋开国皇帝，他的祖父叫赵敬，敬姓又被迫再一次改姓文。为了避讳，将成千上万人的姓氏如此改来改去，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与以上所说伴随着惊恐或无奈而被迫改姓的惶惑心态大相径庭的是，另一类改姓使人欢欣鼓舞，感激涕零。这就是皇帝恩赏赐姓。皇帝对有功之臣一般都要赐给官爵、金钱、土地、奴婢等，这些统统属于我们今天讲的物质奖励；而赐予新的姓氏，尤其是赐予皇帝同姓，大约可被认为是最高等级的精神奖励了。刘邦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一大批足智多谋之士的辅佐【图1—6】。与萧何、张良、陆贾、韩信等人相比，娄敬投奔刘邦的时间最晚。在楚汉战争结束、刘邦已定都洛阳之后，娄敬才来到刘邦身边。但他提出的迁都长安并将六国豪强随之迁往关中的建议，对汉朝稳固立国根基、减少内乱、巩固统治秩序意义极为重大。刘邦对此非常赞赏，因而特别恩赐娄敬姓刘，与皇族同姓。这是开国元勋萧何、张良等人都不曾得到的荣耀。明清之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七岁时归国。1645年，他回到故乡福建。其时南明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建元隆武。郑成功随父亲郑芝龙晋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十分喜爱，便赐郑成功姓朱。从此，郑成功便被人们称为“国姓爷”。比郑成功早200多年的另一位大名人，率领当时世界最大船队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也享有皇帝赐姓的荣耀。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1385年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因协助朱棣“清君侧”，夺得帝位有功，受赐姓郑，始名郑和。当然，这与郑成功被赐予皇帝同姓，其荣耀程度显然要低一个档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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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120余篇。多次获得及湖北省、武汉市人文社会科学很好成果奖。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冯天瑜、姚伟钧先生主编、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元素》丛书，是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工程。有幸参与其中，是笔者的荣耀。关注中国人的姓名问题有年，但如何凸显其文化元素的特性，并将其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对笔者来说，依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次学习和挑战。希望拙著能对读者有所补益，有所启发。
长春出版社各位责任编辑勤勉敬业，对拙著完成多有督促、鞭策之功，在此谨表谢忱！
是为后记。
何晓明
2016年10月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生动地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姓名，都可以折射出它的光辉。按照文化结构学的原理，姓名是中华文化传承繁衍、生生不息的基本元素之一。
让我们看两个古今人物姓名的实例：
春秋时代的屈原，是妇孺皆知的爱国诗人。关于他的姓名，司马迁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自己则在《离骚》的开篇写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不姓屈，而是姓芈。屈不是姓，是什么？屈是氏。楚武王通生子瑕，瑕受封于屈地，于是以屈为氏。屈原是屈瑕的后代，所以也氏屈。在上古时代，姓与氏是有区别的。简而言之，氏是姓的分支。“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通志·氏族略序》），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屈原姓芈，氏屈。
屈原，名平。“原”与“平”是什么关系？“原”“平”与屈原自称的“正则”“灵均”又是什么关系？春秋时代，人有名有字。“幼名，冠字。”（《礼记·檀弓》）孩子出生三个月命名，二十岁成年后命字。尽管名与字的用法不同，但是它们本身的意思却存在密切的关联。二者或相同，或相通，或相反。《尔雅·释地》称：“广平日原。”“平”“原”二字因此而发生联系。至于屈原自称名“正则”，字“灵均”，则是与“平”“原”二字意义相应的别名。
古人姓名复杂多端，近人姓名也不简单。
以同样妇孺皆知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例，他的名字就有很多讲究。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被人称呼过的名字有几十个之多。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幼名为帝象，入学时以孙文为正式姓名。此后，凡在重大的、正规的政治场合，孙中山都使用这一姓名。17岁时，孙中山又自号日新，其意取自儒家经典《大学》所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达了不断追求进步的人生抱负。1884年，孙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施洗礼后，他任基督教牧师，同时也是他的老师的区凤墀，根据粤语“日新”的谐音，给他改号“逸仙”。意气风发的青年孙中山与同伴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一道抨击时政，鼓吹反清，一时被人们称为“四大寇”。他本人更因为钦佩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而被人起了“洪秀全”的绰号。对此，孙中山不但不忌讳，反而引以为自豪，有时干脆自称“洪秀全第二”。投身革命之后，孙中山经常变换化名。1897年他在日本时，某次投宿旅店，陪同的日本朋友平山周随手在登记簿上写下一日式姓氏“中山”，孙中山自己又在其后添上一“樵”字，并就此以“山野樵夫”自命。给中国近代史册留下光辉印迹的“孙中山”一名，便是由此而来。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孙中山先后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化名，其中有的完全是为了隐藏身份，如陈文、杜嘉诺、高达生、高野长雄等；有的则在隐名的同时，也表达了高远的革命情环，如帝朱（隐含仿明帝朱元璋结束异族统治之志）、杞忧公子（反其义用“杞人忧天”的典故）、中原逐鹿士（直抒建立新政权的豪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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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凝聚文明精华。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姓名。在特定语境下，人的姓名可以承担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这就是凝聚文明精华。人们在强调集思广益的必要性时，往往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比喻。人们厌恶问题发生之后跑出来假装高明的家伙，往往讥讽他是“事后诸葛亮”。三国时代那位羽扇纶巾的“卧龙先生”的英名，经过近两干年的历史积淀，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神机妙算等优良品质最形象化的代名词。1963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从那以后，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在中国语言文字系统里，“雷锋”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个出生于湖南望城、手臂上留有地主老财三道刀痕的苦孩子的名字，不再是那个沈阳部队模范班长、小个子汽车兵的名字，“雷锋”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代表着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勤奋简朴、公而忘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尤其引人深思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在闻名全球的美国西点军校里，那些碧眼金发的洋学生竟然也开展向大洋彼岸辞世已久的雷锋学习的活动。雷锋，优秀的中国青年军人，“名不虚立”，为他的军队、为他的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他的姓名，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相当意义上也凝聚了全人类的文明精华。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姓名》分册，由何晓明著。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名号大观、姓名文采、姓名伦理、姓名习俗、姓名游艺。
何晓明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姓名》以中国姓名为考察对象，介绍姓名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