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在城堡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孩，穿着棕、黄相间的校服，抱着一床绿色鸭绒被，拎着一个红色热水袋。一些公交车经过，乘客会注意到这个女学生。她一定有家人在里面。这些人究竟是谁？交通灯变绿，公交车摇摇晃晃驶过，斜坡草坪上的这群人不像一般的探监者那样消沉和低调。

有几个穿着翻领毛衣和短靴①的小伙子；几个男人身上的西装已经磨旧了，不再挺括有型；一位银发老先生，头发梳向脑后；女人们缩在宽松长裤和粗呢大衣里，一位穿着长裙、搭着手织披肩，还有两位穿着优雅的花呢套装、戴着金首饰和太阳镜，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是在声明根本不在乎旁观者的眼光。所有这些站在大门外的人，像是侵略者而不是有求于人、可怜巴巴的探监者。他们都拿着包裹和行李。女人们的声音在公共场所清晰有力，那位银发老先生把胳膊搭在两个青年人的肩膀上私下讨论着什么，一个高个子的金发女人在人群中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已经过了三点，他们仍然待在那里，她借来那位银发老先生的弯柄手杖敲打大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她脱下高跟鞋，用另一只手拿着连连捶打大门。无人觉得好笑，反而发出赞赏的声音，并且一起向前涌动。女学生随着其他人一起向前挤着，她回过头，鼓励的目光与每个人交会。双开大门上的小门打开了，尖顶帽下面露出一对眼睛。那个金发女人的脸贴小门太近，以至于开门的看守冷不防，一愣，后退一步又回来，她射向他的目光就像对准目标的地炮。

——我要见监狱长……我们被通知三点至四点给被拘押的人送衣服，我们在这里站了二十五分钟了，我们很多人还要回去工作。——

一阵争吵。一个夹着公文包的男人走来，人群自动为他闪开一条通道让他通过，他被允许从另一个门进入大门内。然后，男人和女人们一个接一个，通过这被看守的身影遮得黑沉沉的门，把包裹和行李递过去。那个女学生被敦促着，其他人为她让了路。那天，莱昂纳尔·伯格的女儿就在人群中，她十四岁，给她妈妈送鸭绒被和热水袋。

罗莎·伯格，当时十四岁，站在监狱门口，黄色衬衣外面套着V字领、棕黄相间的校服，个头比实际年龄显小，酒瓶腿(她是校第一曲棍球队队员)和细细的小腰。她的头发不是刚洗过的，平直的头发现出了耳郭，虽然遮挡着，但看得出耳朵比较醒目。偏分的头发中有一缕反卷着，由于学校游泳池里的化学品腐蚀和阳光曝晒(她是校第二游泳队的队员)而颜色稍浅。她的侧面比起正面更漂亮些，常见的光滑的橄榄色皮肤，深色光亮的眉毛，飞蛾触须般的长睫毛，更突出了她深深的眼窝。当女孩转过身来，有些令人失望——大下颌(她嘴里咀嚼着别人给的花生糖)，小下巴，鼻翼小而棱角分明，嘴角弯曲，双唇紧闭，嘴边有些还没有完全愈合的粉刺，带着被抓挠过的痕迹，说话时若有所思又很坚定，嘴巴酷似她的父亲。她的眼睛十分明亮——像水洗过的灰色，从某个角度看，瞳孔是那么的清澈，在这冬季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一点也不像他父亲褐色的眼睛，报纸上她父亲的照片，眉间有条显眼的竖纹，让人过目不忘。可能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又奔波于学校和监狱之间没有时间吃饭，棕黄两色的校服不衬她的肤色。

罗斯玛丽①·伯格，按校长的报告所载，她是学校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尽管有些缺点——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家庭背景。在妈妈被拘留的当天上午，她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她要求见女校长，请求允许自己早早回家去给妈妈送些日用品。罗莎处事冷静、矜持，使人觉得说什么都没有必要——任何同情的话——事实上，明确地拒绝了同情，也避免了尴尬。她表现得“相当成熟”，至少可以说没什么特别的，报告中如是说。她班级里的女同学们似乎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她们没有读当天的报纸，没有收听广播新闻，也不关心政治、股市之类的信息或者妇科问题，她们觉得这些事情和成人的其他无聊话题一样没意思。一天或者两天甚至几周后，她们同学的姓氏和她妈妈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街头抗议防范性拘留的示威海报上和父母的议论中——是不是她的女儿在你们班？——她的情况这才在学校里被了解和接受。她被给予的同情就像往常有人生病了或是父母离异了，这些孩子所能理解和关注的灾难那样。她的同学把她在运动场上的责任和其他的职责主动地分担了。她最好的朋友(罗莎第一天就告诉了她逮捕和拘留的事)说罗莎可以来她家住，如果愿意——她可以不必请示父母。这所学校是说英语的私立白人女校，她们用她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表达对她的同情——残忍的布尔人②，愚蠢的荷兰人，粗笨的南非白人！——他们竟然把你妈妈关起来。她没有做任何错事……

她们没有想到她的姓氏其实就是南非白人的姓氏。

P1-3

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极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

——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

她孜孜不倦地捍卫着人文主义精神——这点在她的小说所书写的社会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这种精神将持续影响未来几代人。

——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伯格的女儿》是一部关于社会和政治价值的长篇小说，又是一部具有强烈个性的散文诗，独特的语言韵律令读者入迷。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序言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

二○一三年九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帕克镇的私家花园里，葱郁的蓝花楹树前，九十岁高龄的纳丁·戈迪默坐在一摞高大的书模上。阳光明媚，树影斑驳，清癯的戈迪默侧脸望向远方，银丝轻飞，峥嵘消逝，目下静好。那摞书模，是戈迪默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五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最下面的一本，就是本书——《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是戈迪默创作中期的代表作，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性作品。这部小说首版由伦敦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在南非被禁。消息一出，欧美地区的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组织立刻发声，谴责和抗议南非政府的禁令，声援者有艾丽丝·默多克、海因里希·伯尔、保罗·瑟鲁、约翰·福尔斯、弗兰克·克默德，以及美国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等。几个月后，迫于压力，南非解禁了这本书，理由是“很糟糕”，不足以“颠覆”国家。不久后，小说获得了南非中央社文学奖。二○○一年，这部小说入选非洲百部优秀作品，位列前十名。二○一四年，戈迪默去世后，英国《卫报》和美国的《时代杂志》在纪念专刊列出的必读书单中，《伯格的女儿》赫然在列。

书名提到的“伯格”，全名莱昂纳尔·伯格，是小说中一个坚定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共产主义者。小说开始不久，他就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病死。他的原型是南非白人律师布拉姆·费舍尔（1908—1975)。布拉姆·费舍尔是南非著名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出身显赫。他的祖父是南非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督、南非内阁成员，他的父亲是奥兰治自由邦的大法官，他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布拉姆·费舍尔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为反种族制度人士进行法律辩护，其中包括组织和领导律师团为纳尔逊·曼德拉在瑞佛尼亚的受审做辩护。后来，他受到“推进共产主义”和“阴谋推翻政府”的指控而被判终身监禁。他在经历了十一年的牢狱生活，于一九七五年获假释两周后病逝。

二○一二年十二月，南非将布隆方丹国际机场更名为布拉姆·费舍尔国际机场，以示纪念。相比南非政府，戈迪默对布拉姆·费舍尔的尊崇和纪念更早些。早在一九六一年，戈迪默就发表题为《为什么布拉姆·费舍尔选择坐牢》的文章支持他。在布拉姆·费舍尔去世不久，戈迪默就开始构思和创作《伯格的女儿》。四年后，小说出版。尽管戈迪默从未明确说过这部小说是为纪念布拉姆·费舍尔而作，但这的确是一部饱含着致敬意味的作品。小说中，莱昂纳尔·伯格受审时的讲话，就出自布拉姆·费舍尔的作品和公开演讲。

不过，从这部小说的书名即可看出，主人公并不是伯格，而是他的女儿罗莎·伯格。

小说开篇：“等候在城堡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孩，穿着棕、黄相间的校服，抱着一床绿色鸭绒被，拎着一个红色热水袋。一些公交车经过，乘客会注意到这个女学生。”这一幕，完全是戈迪默到政治犯监狱探视朋友时亲眼目睹的情景。戈迪默的很多朋友都是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士”，她注意到这些“斗士”家庭的共性，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斗争是第一位的，他们是第二位的。这些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清楚父母的所思所想、目睹父母的所作所为；在父母被捕后，他们就要顶着种种压力，去监狱探视、送生活用品，在学校被训话、教导，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接受警察的监视。伯格的女儿罗莎就是这些孩子的缩影和代表，只是罗莎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内容：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思考。戈迪默说：“是这些孩子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

《伯格的女儿》完成后，戈迪默给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看了手稿，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说：“你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那也是戈迪默和那个时代所有南非人的生活经历：一九四八年，罗莎出生，正是南非国家党取得政权、公开实施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的开始；一九五○年，南非政府通过《反共产主义法》；一九五六年，罗莎八岁时，纳尔逊·曼德拉等一百五十六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与罗莎父母的罪名一致；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罗莎十二岁，就是她和弟弟缠着西波·莫库纳看他破损的裤腿那次，在成千上万的黑人抗议《通行证法》的示威游行中，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造成骇人听闻的“沙佩维尔惨案”，随后南非政府颁布《非法组织法令》，于四月八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南非有组织的反抗斗争从此转入地下；罗莎后来经历的“索韦托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几千名黑人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强行规定不准黑人学校使用非洲民族语言教学，南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打死一百七十多人，打伤一千多人。

《伯格的女儿》被认为是一部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从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主题看，戈迪默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小说创作者。不少人把她视为一位“革命家式”的政治作家，她的美誉和非议也大多由此产生。事实上，认真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戈迪默不完全是舆论宣传中的那个戈迪默，她首要的身份和特质，是一位作家，一位超越政治意识与文化界限的人道主义者。正如台湾学者宋国诚教授对戈迪默的评价：“戈迪默并不是一位反种族主义的宣传家，也不是一位政治文学家，但她坚持要为种族政治做出独立的艺术表述，以艺术再现的形式写出种族政治对人类关系深刻的扭变和重压。这种创作使命，使戈迪默全部作品具有高度同构型的主题，始终萦绕在自信与背叛、权力的谈判、家庭的联合与分裂、性别压力、地理政治、家园观念、种族、阶级和女性情欲问题上。但这些议题无不围绕在‘种族隔离’这一核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对人(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的自我构成和意识深层的异化性伤害。”这一评述，在《伯格的女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戈迪默写伯格夫妇不惜生命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写他们的女儿罗莎自幼潜移默化参与父母的政治活动，传递出的不完全是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斗志，而是对真理、正义的尊崇，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对人性阴暗角落的扫描，对身不由己的命运的些许无奈。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得她的作品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亡的今天，甚至未来都不落伍，依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与共鸣。

看过戈迪默照片的人，都会惊叹她的美貌和气质：年轻时漂亮得如好莱坞电影明星；上了年纪，优雅迷人、气度非凡。读她的文字，与她的形象截然不同，没有丝毫女性的细腻缠绵、柔美绮丽，而是一派冷静、客观、简洁，甚至是鲁迅式的严厉、尖刻、讥讽。这种简净、理性而又值得玩味的文字风格，经常通过寥寥几笔的细节描写来凸显：罗莎探监时带给妈妈的旧鸭绒被、坐在汽车中等待罗莎探监出来的妈妈、玛丽莎逛商场、伯格的前妻卡佳的白鞋、奥德·格里尔的“婚姻”与酗酒、巴塞尔的电话，等等，不经意读，会自然而过；停顿一下，意味深长之意就会泛起。这是戈迪默一贯的写作姿态，也是普通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戈迪默曾经说过，她的文学老师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一师承关系，体现在《伯格的女儿》中，就是意识流手法娴熟而又独特的应用。大量的内心独白、旁白，大幅度的时间、空间挪移，时而回忆往事、时而叙写现实、时而憧憬未来，忽而第一人称自述、忽而第三人叙述，极其跳跃、极有特点、极具韵味。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对这一写作特点的评价非常形象：“如同一块一块的马赛克拼成”，读来“沉郁顿挫”，“书中没有乐趣却让人乐于阅读”。

这部作品尤为特别的是叙事在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的频繁转换，使得作品具有一种迂回低缓、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戈迪默称这种写作手法是一种“探索”：罗莎对人生和国家道路的探索与作为创作者的自己对角色的探索。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文学教授阿卜杜勒·R.贾穆罕默德称之为“文体分叉”，认为这种写作手法非常巧妙地凸显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矛盾心理，使得人物形象更立体、更多维。

戈迪默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个独特之处：对话不用引号，用破折号。这一特点，已成为英语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戈迪默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不介意（读者的批评）。我无法忍受‘他说/她说’的模式。如果没有让读者很明白地知道谁在说、在哪里变换了人称，好吧，我是失败的。”失败吗？不！当罗莎和康拉德、勃兰特·韦尔默朗、卡佳等人的对话，被放置到两个破折号中间后，如同一帧帧被框定的照片、档案，从记忆里翻出来，一一回放——非现场实况、非彼时彼地，与作品的叙事风格非常协调，别具风格。

《伯格的女儿》自出版以来，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这部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围绕这部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点的解读文章也层出不穷。如今，斯人已逝，唯有精神与文字长存，正如戈迪默自己所说，个人“即使在悲惨地生活和死亡，通过他们作品不断重新焕发的力量而最终可以获得胜利”。她的作品，是能够常读常新的。

正因为作品蕴含丰富、艺术技巧精妙，加上南非英语的特点，使得翻译过程异常艰难。译者谨记“信、达、雅”原则，倾力而为，希望不辜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山东大学外语学院马磊教授和南非大使馆给予诸多帮助，特致以衷心感谢！

纳丁·戈迪默著的《伯格的女儿》是一部不同读者能读出不同意味的小说。

有人说它是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品，是的，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他们为了平等和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生活，甚至付出生命。评论者说：“产生于最黑暗的种族隔离时代，以挽歌、崇敬和同情为基调，《伯格的女儿》不仅是南非而且是二十世纪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

有人说它是一部成长小说。是的，故事写了主人公罗莎从童年到28岁的成长经历。她敏感，她聪明，她坚强，她骨子里有做秘密工作的天分，她渴望爱并且经历过几次飞蛾扑火般的情爱，她渴望逃离社会责任却又选择为之奋斗。她追求什么？她信仰什么？她想要什么？罗莎的成长是每个人的写照。

有人说，它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是的，书中描写了若干位各具特色的女子，关于她们的青春、她们的理想、她们的爱情、她们的人生。看她们的故事，如同欣赏从春天到秋天的花。

戈迪墨自己说：“《伯格的女儿》的主题是人类的冲突：个人在私人生活的欲望和对同胞的社会责任的斗争之间的冲突。”

而有一位与《伯格的女儿》密切相关的读者说：“她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小说的主角是伯格的女儿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她的家庭和经历施于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身不由已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罗莎经历了挣扎与痛苦，也曾远赴欧洲寻求自我，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南非和黑人运动中。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的解放运动时，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纳丁·戈迪默著的《伯格的女儿》反映了作者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